《我在俄國當文豪》第574章 南丁格爾為米哈伊爾辯護(1)

作者:卡拉馬佐夫·7天前

第574章 南丁格爾為米哈伊爾辯護

當屠格涅夫聽完激動人心的米哈伊爾小故事後,他也是很快就興奮的聯絡起了他曾經在法國文學界建立起的人際關係,畢竟既然到時候他要跟米哈伊爾一起在法國文壇攜手歸來,那肯定是要提前摸清楚情況並且打探一番的。

正所謂物是人非,當年的法國文學界跟如今的法國文學界比起來確實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屠格涅夫在感慨之餘,也是多少有些驚訝的發現,米哈伊爾曾經在法國文學界留下的那些文學理念時至今日竟然依舊有著不小的影響力,甚至還要愈發壯大的架勢。

事實上,米哈伊爾在上一個時代在法國文學界所說的和所預言的,接下來確實將成為法國文學界的主要潮流。

儘管1856年的法國仍然對新聞出版和文藝創作進行嚴格的審查,作家們不能公開批評政府。教會或道德秩序,許多作品都得經過官方許可才能發表,就連報紙上的一些連載小說也受到監控,這讓一些作家不得不採用隱喻。歷史題材或隱晦手法表達思想。

但在這種相對高壓的環境下,法國文學卻是即將迎來一個新的高峰。

就像在1856年9月,福樓拜即將在《巴黎評論》上連載他的傑作《包法利夫人》,不過這部作品也讓他很快就受到「敗壞道德」的指控,福樓拜在1857年被正式送上法庭,但倒是並未受到什麼太過嚴厲的處罰。

流亡在外的雨果在這一年也將出版詩集《靜觀集》,這是浪漫主義詩歌的巔峰之作,深受讀者歡迎,也在某種程度上鞏固了他作為法國文壇精神領袖的地位。

然後便是波德萊爾,1856年的波德萊爾基本上已經完成了《惡之花》的大部分詩作,並陸續在刊物上發表。詩集將於1857年出版,但很快就也因為「傷風敗俗」遭到查禁。

像上面這些人的話,除了雨果以外,在當年那也都是米哈伊爾蓋章認證過的天才,還有過不少文學理念上的交流,而他們即將成為法國文壇下個時代最重要的一批人物,這樣的話,就演算法國文學界再怎麼不願意,或許也不得不承認,米哈伊爾比別人至少早看了十年————

屠格涅夫在深入瞭解一番法國文學界如今的具體情況之後,一時之間也是又驚又喜,雖然米哈伊爾已經不在法國文學界活動好久了,但如今的法國文學界似乎總能看到一些米哈伊爾當年留下來的痕跡。

十年過去還能對法國文學界有所影響,這種事情還是太難得了,想必就連法國文學界這邊的人都會對這種情況感到吃驚————

屠格涅夫就這樣一邊感慨一邊在法國文學界開啟了活動,而在離法國並不遠的英國,關於米哈伊爾的訊息依舊在牽動著許多英國人的心神。

而相較於法國,當克里米亞戰爭結束的訊息傳來時,英國僅僅只舉行了一些小規模的慶祝儀式。英國人總體的感覺是失望,英軍沒有打出一場可與法軍佔領塞瓦斯托波爾相媲美的勝仗,而且英國也第一次透過小說的形式感受到了來自戰爭的巨大傷痕。

與這種失敗情緒交織在一起的,是對英國政府和軍事當局各種愚蠢錯誤的惱怒和國家受辱的羞恥感。

維多利亞女王在她3月11日的日記中如此寫道:「我承認和平猶如骨鯁在喉,整個國家也有同樣的感覺。」倫敦沒有舉行勝利遊行,甚至也沒有官方儀式歡迎歸來的戰士。

根據女王的記錄,當部隊回到伍利奇碼頭時,戰士們看上去「曬得非常黑」。

3月13日,看著一船船計程車兵登岸,她意識到眼前的是「名副其實的鬥士,這些高大優秀的男子,有些非常英俊每一個都舉止驕傲。高貴,展現出戰士的英姿————他們都留著長長的鬍子,扛著沉重的揹包,揹包上是大衣和被褥,還掛著水壺和滿滿的乾糧袋,揹著滑膛槍」。

雖然沒有歡慶儀式,但對這場戰爭的紀念卻非常多:在教堂墓地。軍隊本部營地。醫院和學校。市政廳和博物館,或是鎮中心的廣場和村裡的綠地上,幾百座紀念銘牌和紀念碑被修建起來,大部分由個人和群體自發出資,用來紀念陣亡和因傷病去世的戰士。

儘管戰爭本身令人失望,但這場戰爭卻是讓英國的中產階級找到了自信,而最能代表英國中產階級新近產生的自信感的無疑就是弗洛倫絲。南丁格爾。

當她從克里米亞歸來時,已然成為了一名民族女英雄。印著她影像的明信片。小塑像和像章大量出售,很受歡迎。在幽默雜誌《笨拙》中,南丁格爾化身為象徵英國的布里坦尼婭,只是她手中握著的是手術刀和油燈而不是矛與盾。

畢竟由於認識到愚蠢及管理不善給士兵帶來的苦難比任何敵人都要多,英國人的自豪感受到了傷害,而此時南丁格爾的愛國忠心和專業精神正好可以作為補償。

她的事蹟在流行劇場和民謠裡非常流行,例如在倫敦布里坦尼婭沙龍演出的《土耳其之戰》中,有一系列喜劇場景譏諷英國當局的無能,而在接著的一場戲中,「伯德小姐」,也就是南丁格爾,出場解決了所有問題。這場戲的結語是:「在這位女士身上,我們看到了真正的英雄主義—她胸中那顆跳動的心能夠做出任何英雄舉動。」

「提燈女士」的傳說也將成為英國的國家神話,並且將一遍又一遍地在無數歷史書籍。教科書和南丁格爾的傳記中被重述。

儘管南丁格爾在英國獲得了前所未有的聲譽,但她經歷了戰爭。見到了無數人在她面前死去後,南丁格爾的健康狀況正在惡化,她非常瘦,獨自一人時,情緒特別低。她對自己的名譽並不在意。她甚至對名譽感到害怕。她的聲譽如此大以至於幹什麼都不稱心。

她拒絕了一切歡迎她的儀式,她感覺這些歡迎就像喪禮,她更像是一個被魔鬼纏著的女人。她在私人筆記裡寫道:「啊,可憐的戰士們,我是一個壞母親回家了,把你們留在克里米亞墳場—6個月中,8個連隊光死於疾病的就佔了百分之五十,如果沒有那位先生的一些舉措和建議,這個數字可能還會更高。現在誰能想到他們呢?」

很顯然,當戰爭結束之後,許許多多的人往往都會比較容易將那些死者忘掉,轉而更加關心這場戰爭所造成的影響,關心如何表彰那些活著的人,關心未來應當如何。

這或許是正常的,但對於那些在戰場上切身經歷了整個過程的人來說,這並不是一件輕易能夠走的出來的事情,甚至說,他們這一生都將被這種痛苦包裹,他們內心當中的某些部分早已在這個過程中被摧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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