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
周政嶼最近覺得有些不對勁。
起初許薇約他,他確實沒多想。
許、周兩家是世交,長輩之間還要互相走動,她剛離婚回國,事業從零開始,於情於理他都該幫一把。
第一次看畫廊選址,第二次審合同條款,第三次陸恆幫她疏通了審批流程,周母還在圖紙上標了展廳動線的最佳化建議。
每一次她都帶著具體的問題來,每一次他都按公事公辦的方式處理完就走,前後不超過一刻鐘。
但後來許薇約周政嶼的頻率,是從一週一次變成隔天一次,又從隔天一次變成幾乎每天都找理由的。
她的理由永遠正當且無法推脫——
畫廊消防驗收卡在了某個環節,想請他幫忙看看是哪裡的問題;
義大利畫材供應商發來一份意英雙語的排他性代理條款,她說自己拿不準法律術語;
甚至有一次,她首接在電話裡說畫廊隔壁那家咖啡廳的老闆想漲租,她想諮詢一下商業租賃的市場行情。
周政嶼每次都去了,每次談完正事就走,每次都覺得這是最後一次。
真正讓他覺得不太對的,是那天下午。
許薇約他看畫廊裝修的收尾效果,他正好在附近開完一個碰頭會,順路過去。
畫廊的硬裝己經基本完工,白牆、橡木地板、軌道射燈的角度調得恰到好處,展廳中央擺著幾幅還沒拆封的油畫。
他站在門口看了一圈,給了幾個關於動線和採光的建議,正準備走,許薇從茶水間端出兩杯咖啡。
“政嶼哥,嚐嚐,我自己磨的。”她把咖啡遞過來,手指無意間擦過他的手背。
不是那種明顯的、刻意的觸碰,是那種模稜兩可的、恰好能在“不小心”和“有意”之間找到藉口的擦過。
周政嶼接過咖啡放在桌上,沒有喝。
許薇自己也端起一杯靠在還沒擺進展品的展牆上,開始聊小時候的事。
那條衚衕口被雷劈過的梧桐樹後來被物業砍了,她站在樹下哭了好久,是政嶼哥把她拉開的;
他們小學門口那家賣糖葫蘆的後來搬到了另一條街,她去年在紐約唐人街看到類似的攤子,買了一串,酸得掉眼淚。
周政嶼聽著,偶爾應一聲,目光始終落在手機上。
許薇又說起她離婚的事,說在國外那幾年最難過的時候,半夜從醫院出來,街上一個人都沒有,那種孤獨感像潮水一樣湧上來。
周政嶼終於抬起眼睛看了她一眼。
他熟悉這種語氣——不是求助,不是傾訴,是試探。
試探他的反應,試探他會不會心軟,試探他會不會往前邁一步。
這種試探他見過太多,在京都的飯局上、在集團商務談判的間隙裡、在各種女人用柔弱或強勢包裝起來的意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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