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想到這裡，心中湧起一陣苦澀。他提筆在《鄭子產列傳》的“丘賦”一節後面批註道：“予觀子產之‘丘賦’，與今之‘青苗法’，名雖異而實同——皆欲以法度惠民。然子產行‘丘賦’，先公告於民，使百姓知賦稅之用途，故民雖增賦而不怨。今之青苗法，官吏不告於民，擅行攤派，故民雖受惠而怨。同一法度，行之以公，則民信之；行之以私，則民疑之。信與疑之間，便是興與亡的分界線。後之執政者，當知法之公信，重於法之條文。法無公信，雖良法亦不能行；法有公信，雖苛法亦可以漸改。此子產之所以為賢也。”
批完，他合上稿本，望著前方的路。汴京己經不遠了，他心中既期待又忐忑——期待的是，他可以在汴京將《古史》春秋卷的初稿完成，交給蘇遜保管；忐忑的是，樊樓密會中的章惇餘黨，究竟在謀劃什麼？耶律達魯和清虛，又逃到了哪裡？他隱隱覺得，龍化州的勝利，只是終結了章惇佈局的“術”的一面，而章惇佈局的“道”的一面——也就是“以術數取代仁政”的思想——仍然在暗中蔓延，等待著新的時機，重新抬頭。
三日後，蘇轍回到汴京。他沒有回東軒，而是首接去了皇城司。寺人披正在值房中翻閱各地送來的密報，見他進來，放下手中的文書，站起身，拱手道：“東軒先生，辛苦了。龍化州一戰，先生以青天鑑碎鼎陣，瓦解章惇三角鎖龍之局，實在是大快人心。”
蘇轍擺了擺手：“寺人公過譽了。龍化州雖勝，但耶律達魯和清虛逃脫，章惇餘黨又在樊樓密會，事情遠未結束。我想知道，樊樓密會的具體情況。”
寺人披從書架上取下一卷密報，攤開在案上：“據皇城司暗樁回報，樊樓密室中的密會，己經持續了數日。參與者都是章惇舊部，以及一些被貶謫的元祐黨人——但他們不是以元祐黨人的身份參加的，而是以‘河洛學社’的名義。他們自稱是‘河洛理數圖’的傳人，致力於推演春秋諸侯興衰，重建以術數為核心的治國體系。密室中，他們懸掛著一幅巨大的河洛理數圖，與先生手中的理序星圖相似，但多了一些標註——他們將春秋十二諸侯國的興衰年份，與北宋的星軌一一對應，試圖找出北宋的‘天命’所在。”
蘇轍皺眉：“河洛學社？我從未聽說過這個名號。”
“是最近才成立的。”寺人披道，“據暗樁說，河洛學社的創始人，是一個自稱‘河洛先生’的神秘人物，從未在公開場合露面，只通過書信與學社成員聯絡。學社成員中，有一些是章惇舊部，也有一些是反對新法的元祐黨人——他們雖然政見不同，但都相信‘術數可以治國’，認為儒家提倡的‘仁政’和‘德治’過於空泛，而法家的‘法治’又過於嚴苛，只有‘術數’才能找到治國的‘中道’。”
蘇轍聽完，心中憂慮更重。他想起章惇在遺信中說的那些話——章惇認為，儒家提倡的“仁政”和“德治”，過於依賴君主個人的品德，而君主品德是不可靠的；法家的“法治”雖然嚴苛，但至少有一套客觀的標準。他試圖以“術數”為橋樑，將儒家的“仁政”和法家的“法治”結合起來，建立一套“以術數為核心”的治理體系。而現在，河洛學社的出現，表明章惇的思想並沒有因為他的死亡而消失，反而在暗中延續，甚至吸引了一些反對新法的元祐黨人——這些人反對王安石的新法，卻對章惇的“術數”產生了興趣，因為他們覺得“術數”比“仁政”更可靠，比“法治”更靈活。
“寺人公，能否安排我潛入樊樓密室，親眼看看那幅河洛理數圖？”蘇轍問。
寺人披想了想，道：“可以。樊樓密室中，有一個皇城司的暗樁，代號‘青鳥’，是密室的成員之一。我可以讓青鳥以‘河洛學社新成員’的身份，引先生進入密室。但先生需要以‘商人’的身份出現，不能暴露真實身份。而且，密室中的人大多是章惇舊部，他們可能認識先生，所以先生需要易容。”
欲知後事如何 且待下回再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