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簿看了他片刻，向錄事道：“圈去，旁註因證人不知死因而改。”
錄事以細筆圈掉兩字，另寫“死者”，在改處落名。再念時，那句話便只剩：冬月十二晚食後，九名死者由無籍車送入停棚。
沈照檀坐在末席，始終沒有開口。這一刪比添一句“冤”更要緊：官面第一次記下九人入棚的日期時，沒有先把他們塞回“疫亡”這個早已寫好的結論裡。
主簿合上念回紙，另取一張問籤：“日期既只靠你記憶，還可能有四種解釋。”
他先問：“你記錯了生辰，或把別年的事混到這一年，如何？”
嶽秉義答：“方小川的年歲與生辰可另核。我也可能記錯別事，所以只說長命結落血、糧車誤時與九人入門疊在同一日。”
“十二日營中已經有疫，只是十四日才掛幡，如何？”
“可能。我沒看軍報。可十二日沒人攔我赤手收殮，也沒有石灰封棚；官署若說那時已有疫，須去問當時的報文。”
“十二日的九人和十四日覆驗的九人不是同一批，如何？”
“最高的仍在門邊，第一人的凍傷腳趾也沒變。九個位置兩夜未動。若是換過一批，就得九個人連高矮、舊傷與次序一同換過。”
主簿最後把官抄推到他面前，卻用鎮紙壓住，不許他拿起。
“‘冬月十四，營中疫作’，也可能只是京中收報或書吏記卷的日子，並非疫起之日。”
嶽秉義看了一眼那行字：“那該問寫這行字的人。若十四隻是收報日，便調最初報文；若十四是疫起日，九個人已經在棚裡兩夜。我只能答到這裡。”
四種解釋，沒有一種被嶽秉義擅自堵死，卻也沒有一種能只憑現存這頁官抄，直接抹掉他所說的兩日。記憶是否準確，要核方小川生辰與舊日同役；十二日是否已有疫，要核最初軍報；十四究竟是疫起還是收報，要核原文形成時點。至於兩批九人，至少與他連續守棚的親見相沖。
主簿讓錄事把問簽上的四項分別記作“待核”，不許寫“均不成立”，隨後親自將問紙壓成兩行：
冬月十二晚食後，九名死者已入停棚。
冬月十四天亮始見疫幡，午前原九人被數作覆驗。
旁邊只注：“與現抄所載先後不合；記憶錨點及‘疫作’所指待核。”
錄事從頭到尾又唸了一遍。主簿問：“還有要刪的嗎？”
嶽秉義道：“添一句。我沒見誰下毒，沒見誰改軍報，也不知道謝家是不是被這九個人害的。”
“這些本就沒問。”
“沒問也寫上，免得往後有人替我想起來。”
主簿沒有嫌他多事，命錄事照寫。嶽秉義逐字聽完，才把手掌按進朱泥，在頁尾留下掌印。那枚印只認今日三頁問答，不認更遠的結論。
主簿這才問沈照檀：“你可有補充？不請本官當場認定他所述為真？”
“沒有。問紙已經寫明該核什麼，核過以後，再談真假。”
主簿把嶽的問紙與蓋印官抄疊在一起。上面的官抄寫著“冬月十四，營中疫作”，下面那張紙卻從邊緣露出“十二日晚食後”六個字。
這兩日沒有證明毒殺，也沒有證明誰構陷謝家；它只是讓“疫中擇九具覆驗”這句看似順當的舊話，第一次在官署自己的案頭上失去了順序。
主簿在紙角寫下“送值房裁示”，交給錄事：“今日問到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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