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我在。”
這句話說完後的第二天下午，許南嘉在樓上午休，傅硯辭的手機在書房響了。
來電的是趙錫銘，負責車禍舊案的律師團隊首席。
“傅先生，有一個比較重要的進展需要跟您通報一下。”
傅硯辭往後靠了靠，看著窗外。
“說。”
“檢察院上週正式對孫明哲提起了公訴，起訴書己經送達法院。”趙錫銘說話一向平穩，“正式起訴罪名兩項，第一項故意殺人罪從犯，第二項醫療事故罪，兩罪並罰。”
“他認不認？”
“一開始不認。”電話裡傳來翻檔案的聲音，“孫明哲被逮捕後的第一週拒絕在任何筆錄上簽字，他的辯護律師是京城排名前十的刑辯律師，姓吳，我跟他打過幾次交道，很硬的風格。第一次會見的時候孫明哲的口徑是全盤否認，說自己只是正常的醫療行為，不存在任何主觀故意。”
“後來呢？”
“後來檢察院把周永德的證詞和那些財務記錄一起提交了。”趙錫銘說得快了一些，“周永德的證詞非常詳細，時間地點金額人物全部對得上，而且有部分內容跟我們之前從其他渠道拿到的銀行流水完全吻合，互相印證。”
“孫明哲看到這些東西之後什麼反應？”
“他的辯護律師跟檢察院的人對了一次證據清單之後，吳律師當天晚上就去看守所會見了一次，出來之後第二天換了策略，不再全盤否認了，改口說孫明哲當時是受人脅迫不得己而為之。”
傅硯辭在桌上敲了一下。
“脅迫。他打算把主使的人供出來？”
“目前看是想朝這個方向走，但還沒有正式供述。”趙錫銘停了停，“傅先生，孫明哲現在的處境很微妙。他如果咬死不認罪，以現有證據定罪的把握在百分之九十以上，判下來從犯加上醫療事故，合併刑期十五年往上走。但如果他主動供出上線並提供實質性證據，檢察院可能會建議從輕。”
“他的辯護律師是這個意思？”
“對，吳律師上週跟我透過一次電話，話裡話外在試探我們這邊的態度——如果孫明哲配合指認主使者，我們是否願意就從輕量刑出具諒解意見。”
傅硯辭沒接話。
院子裡起了風，桂花樹的枝葉被吹得沙沙作響。
“不出諒解。”
“傅先生？”
“趙律師，我說的是不出諒解。”傅硯辭的語氣沒什麼變化，“孫明哲供不供是他自己的選擇，供了檢察院要怎麼量刑建議是檢察院的事，但我這邊不會出任何諒解意見，他的刑期一天都不能少。”
“明白了。”趙錫銘過了片刻才繼續，“那我回絕吳律師那邊，我們的態度明確——全力追訴，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和解或諒解。”
“對。”
“還有一件事。”趙錫銘又翻了一頁檔案，“吳律師上週還做了一個動作，他向法院申請排除部分證據，理由是周永德作為證人的可靠性存疑——說他是利益相關方，證詞可能有傾向性；另外那些年代久遠的財務記錄，他主張原始憑證缺失無法驗證真實性。”
“法院採納了嗎？”
“沒有。”趙錫銘的回答很乾脆，“檢察院那邊的證據鏈組織得非常紮實，我說句實話傅先生，這個案子的證據質量是我執業二十年來見過的前五。周永德的證詞不是孤證，每一條都有獨立的物證和書證相互印證，銀行流水、處方記錄、藥物來源的追溯鏈、甚至當年那家供藥方的倉儲出庫單都被找到了。法院駁回了辯方的申請，認為證據來源合法內容相互印證不存在排除的法定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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