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河姆渡遺址的發掘,一直都是令中國考古界自豪的里程碑。
因為在這裡發現至今最早的人工栽培稻。
這一發現,直接奠定了長江流域是稻作農業最早起源地的基礎,也使得河姆渡從此受到國內外各地考古學者的關注。
也使得國內學術界,傾注了巨大的熱情和資源在稻作農業起源的研究上。
它的發現是革命性的,直接推翻了「稻作農業起源印度說」。
於是,學界把河姆渡是稻作文明的搖籃。
從此,河姆渡從一個小小渡口一舉名揚天下,河姆渡不再僅僅是一個渡口。
考古學家把河姆渡遺址與西安半坡遺址相提並論,河姆渡文化與仰韶文化並駕齊驅。
它的地位,一提再提。
甚至,在這個年代,河姆渡就是文物考古工作者心中的聖地。
凡是從事新石器時代考古。研究中國史前文化的,言必稱河姆渡,關於河姆渡文化的一系列學術成果,被學術界廣泛引用,視為瑰寶。
結果,河姆渡遺址第二次發掘才過去一年多。
突然有一天,一個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少年就跳出來說,你們說得不對,我還能夠找到比河姆渡遺址更早的稻作遺存。
一開始,大家都把他當成一個笑話。
結果,沒有想到這個少年,真的找到了。
把現場眾人都直接給搞懵比了!
因此,浙博這一次的會議,就是圍繞著蘇亦的文章來展開的,討論他提出來的學術觀點是否可行。
當然最為關鍵的是,對方關於稻作遺存的鑑定方式,是否具有科學性。權威性!
這個才是關鍵!
實際上,看到這篇文章的時候,浙博歷史部的眾人,也跟《文物》編輯部的編輯一樣,第一反應,就是這小子造假了,毋庸置疑的造假了。
然而,對方的學術成果都已經有《文物》編輯部背書,造假一事,可以質疑的點,就大打折扣了。
剩下的就是討論在科學技術上的可行性了。
這也是為什麼這一次會議會把浙博自然部的研究人員邀請過來的原因。
然而,對於這個問題,自然部的負責人,卻給出肯定的回答。
「理論上,孢粉分析,是推測出稻作遺存的具體年代的。」
說到這裡,對方又給出但是。
「但是,孢粉在鑑定稻作遺存年代的時候,是需要結合其他年代測定方法,因為孢粉本身無法直接提供絕對年代。因此,孢粉組合需要與地層對比,也可以透過對同層位的有機質進行碳十四測年,直接獲得絕對年代。」
眾人剛露出驚喜的神色,就被他這句話給澆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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