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個環節，邀請過來的嘉賓反而很少提問，因為蘇亦講的東西都屬於深入淺出，現場的嘉賓都是行業內的頂級專家，懂的都懂，不懂的也不好意思提問。
然後把提問的機會讓給會場的學生。
北大作為相容幷包思想自由之地，學生是真的生猛。
啥問題都敢提。
過去的一段時間，沒少有大學者來北大交流，經常被這幫天不怕地不怕的學生給搞得下不來臺，比如李澤厚。曹禺等。
為了避免這種尷尬的狀況，蘇亦安排了大量的託。
這個託，都是考古專業的學生。
並沒有具體規定他們提什麼問題，只是建議他們不要提一些出格的問題。
因此，率先提問的人，就是王訓。
這位古建保護者協會的秘書長，確實應該有這個優待，要知道蘇亦之所以舉辦這場學術報告會，就是這個傢伙率先提議的，然後由他親自操刀組織的時候，才搞得出那麼大的動靜，由原本的校內專題報告，擴大到京城各大科研機構與高校。
王訓的提問，其實也很實在。
他是這樣問：「小師兄，你今天的報告的主題是『稻作起源與考古科技』，然而，你所講的內容，跟我們現在學習的考古內容，卻是天差地別，據我所知，咱們北大也沒有相關課程。未來我們從事考古學研究，又如何有機會接觸到這些知識呢？」
這話一出來，不少北大的師長都紛紛點頭。
其他的學生也紛紛側耳聆聽，期待著蘇亦的回答。
蘇亦的回答也很真誠：
「我的報告內容確實跟課堂所講授的內容有差別，咱們北大也確實沒有相關的課程，別說咱們北大沒有，全國各大高校也沒有。
我的報告內容，屬於咱們考古學術前沿，是我的學術成果，目前還沒有廣泛運用。但是，現在沒有開設相關課程不代表未來不會開設。
甚至，可以說，你們就是國內第一批接觸到這些前沿知識的學生，如果未來你們工作從事相關方面的研究，你們就會走在全國大多數同行的前面，這就是咱們北大的優勢。
實際上，也是咱們北大的傳統，比如當年咱們北大考古專業初創，也是沒有教材的，講授的內容也是各位師長各自研究的方向。
裴文中先生講授舊石器時期考古，講什麼？當然就是講授周口店遺址了。
蘇秉崎先生講授先秦考古，講什麼？當然就是講授鬥雞臺遺址了。
同樣道理，宿柏先生講授宋元考古，講授什麼，當然就是講授白沙宋墓了。
那麼我呢？我講授的自然也是我參與發掘的仙人洞遺址。
至於，採用的發掘方法，這個也不是一成不變的，比如民國時期，在安特生之前，咱們對考古遺址的發掘，實際上就是挖寶。
安特生是首次用現代考古學方法進行國內遺址發掘的考古學家，儘管他的發掘方法也不完整，但是那是時代的侷限性，當時歐美考古學也處於從『古物學』向『科學考古學』過渡階段。
直到梁思永先生從留學歸國，才把考古地層學的方法運用到國內考古發掘之中，甚至還提出咱們中國考古學的第一個理論——後崗三疊層。
此外，咱們蘇秉崎先生也透過《瓦鬲的研究》為咱們中國的考古型別學奠定了基礎。
同樣，宿柏先生透過白沙宋墓的發掘，確立墓葬考古新正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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