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這些都是從史料之中摳出來的說法而已。
當年北大研究所國學門成立的「考古學會」，簡章說得好聽，但只是停留在字面之上，屬於光喊口號，沒法落地。
實際上，馬衡時期的北大考古研究室並沒有弄出什麼像樣的學術成果。
其實，多學科的研究，並非只有北大國學門在倡導。
當年李濟先生也在倡導。
比如，1926年，西陰村遺址出土半個蠶繭，他就專門請生物學者劉崇幫忙。
1929年為了研究殷墟出土陶質化學成分，他就曾經委託中研院地質所的李毅對各種陶片標本進行化驗；
1931年春季在安陽出土較大型青銅器，便透過協和醫學院的步達生找到英國皇家科學工業學院採礦業教授哈羅，而哈羅就是歐洲礦業界的權威，曾分析過許多埃及的銅器。
不僅如此，殷墟出土的各種動物骨骼，李濟也向新生代研究室的楊鍾健和德日進求助。
甚至抗戰期間，李濟還弄了一個簡陋的實驗室做陶器比重吸水率研究，堅持運用物理觀察和化學分析的方法處理殷墟陶器，對陶器原料的品質做了分析。
另外，李濟還對金屬標本進行金相分析。地貌分析等。
從李濟的種種處理出土遺物的方法，就可以看得出來。
早在民國時期，考古人就開始利用科技研究考古學問題。
然而，這位「中國考古學之父」因為1948年押運文物赴臺，使大陸對他學術思想的研究直接被視為禁區。
實際上，大陸這邊對李濟態度，也經歷各個階段的。
比如，早期考古所成立，一直希望他返回大陸擔任所長，因此，首任所長就空出來，甚至一度由鄭振鐸先生兼任，結果，李濟一直到1979年去世，都沒有返回大陸。
因此，在他去世之前，大陸考古學史相關文章，都主動忽略他的存在。
蘇亦也不會在這個時候，主動提及李濟。
然而，對方作為中國科學考古的奠基者，蘇亦不能提，又要追溯歷史？只能提民國時期的北大研究所國學門。
甚至，有好多東西，沒法展開。
比如，民國時期北大考古學會與日本東亞考古學會合組的東方考古學協會。
有一些學者認為該團體促使了中國舊式金石學加速向近代考古學的轉化，對中國近代考古學的建立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甚至，民國時期，北大考古學研究室起步較早卻建樹較少。
也與中日雙方合組的東方考古學協會學術合作以失敗告終有重要關係。
就是因為抗戰爆發，北大研究所國學門在考古領域才沒有什麼拿得出手的成果。
不然，北大國學門也不至於如此落魄。
蘇亦為啥說這些。
無非就是想要強調，考古科技或者科技考古，本就是一件非常普遍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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