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老師現在心中有數了。
這次論文搶發，大機率和審稿人1有關係。
“漆昊，”王老師終於開口，“你那篇論文的核心思路，從哪兒來的？”
漆昊老老實實地回答，“論文裡引用了五篇蘇聯時期的文獻？”
老王語氣放緩了一些：“那我再問你，這五篇文獻，你為什麼不用其他的？英文的不行嗎？AMC是英文期刊，你引英文文獻不是更方便？為什麼非要用蘇聯的俄語文獻？”
“是不是一時疏忽了？”
“王老師，不是我非要用蘇聯文獻，是因為在這個具體的研究方向上，英文文獻不夠用。”
“怎麼就不夠了？”王老師第一次聽見這麼離譜的藉口，“博弈樹剪枝這個方向又不是非常冷門，Knuth和Moore七五年的經典論文就是英文的，後面Judea Pearl這些人的工作也都是英文發表的，相關的英文文獻少說也有幾十篇，你說不夠用？”
“王老師，您說的這些文獻我都讀過。”
“Knuth和Moore在1975年發表的那篇，他們給出了alpha-beta剪枝在最優情況下的節點訪問數分析，證明了最優情況下搜尋的節點數是O(b^(d/2))。”
“Judea Pearl在1980年前後的工作，包括Scout演算法和對隨機博弈樹的漸近分析，也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這些工作有一個共同的問題。”
“什麼問題？”老王追問。
“它們的分析框架，本質上都是基於機率模型的。”
“從Pearl開始，美國學術界對博弈樹剪枝效率的分析，走的是一條機率化的路線，他們假設節點值服從某種隨機分佈，通常是獨立同分布，然後在這個假設下推導剪枝的期望效率。”
“這條路線在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產出了大量論文，包括後來的一些蒙特卡洛方法的引入，都是沿著這個方向走的。”
“但我的論文不是做這個的。”
“我做的是確定性有限狀態博弈樹在絕對剪枝條件下的不等式刻畫，以及收斂性的嚴格證明。”
“要建立這種精確界，需要的是組合分析和極值方法。”
“這方面的工作，美國的文獻體系裡確實很薄弱，不是說他們做不了，主要是他們的主流學術傳統不走這條路。”
“從八十年代開始，美國的計算機科學和離散數學研究更偏向演算法複雜度理論和機率方法，對組合結構的精確界估計，尤其是用經典分析方法去做離散結構的漸近刻畫，這方面的積累還真比不上蘇聯。”
“相比之下，蘇聯數學學派，特別是莫斯科大學和列寧格勒大學的組合分析學派，在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之間，沿著一條完全不同的技術路線，對包括博弈樹在內的離散結構做了大量的極值分析和漸近分析。”
“他們用的方法，現在回過頭去看，有些甚至比Knuth和Pearl的框架更具一般性，但因為語言障礙和鐵幕時期的資訊封鎖，這些成果大部分只發表在蘇聯國內的期刊上，從來沒有被翻譯成英文。”
“他們不努力，能怪我嗎？”
漆昊其實很無語，他當時想找幾篇替代的英文文獻都不行，只能把五篇蘇聯文獻全堆上去。
唉，真學霸引用文章也有講究的，你們西方人搞學術的怎麼不努力一點？
但凡西方人努力一點，今天他也不至於被掛網上被人圍觀了。
老王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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