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就那樣，見誰都審視。人倒不壞。”
“我沒說她壞。”陸知遙把最後一本書放到書架上，轉過身來面對他。
她身高大概到他下巴，站在堂屋中央那盞吊燈下面，燈光的暖黃把她周身的清冷感沖淡了一些。
她雙手交握在身前，拇指無意識地轉著手腕上那隻銀鐲子，轉了兩圈才開口：
“周大夫，我能問你一個問題嗎？”
“你說。”
“你為什麼留在柳溝村？”
這個問題周凡被問過很多次。
鎮上的同事問過，縣裡的領導問過，來採訪的記者問過。
他每次給的答案都不一樣，但每次都是真話——因為他在不同的時候留在柳溝村，本身就有不同的理由。
“最開始是因為這裡需要一個醫生。”他說，“後來是因為這裡不止需要一個醫生。”
陸知遙聽完，沒有評價。
她只是點了點頭，把留聲機的音量調小了一些，巴赫的詠歎調變成若有若無的背景音。
“這個答案比我預想的誠實。”
她說，“我在觀測站待了三年，上一個願意來看我的人，想讓我回省城。他說我待的地方連個像樣的咖啡館都沒有。我說我不喝咖啡，我喝茶。”她指了一下桌上那套還沒拆封的茶具，“然後他就不來了。分手的那天晚上，觀測站外面下大雨，實驗室的屋頂漏了，我搬梯子上去補瓦片，從梯子上摔下來，劃到了這個手指。”
她把手伸出來讓他看那道疤。
不是陳述傷痛，只是陳述事實——跟她介紹那臺留聲機上劃痕的來源一樣平靜。
“後來我自己縫了三針，拿縫衣服的針。歪歪扭扭的，所以留了疤。”
周凡看著那道疤，沒有說話。
他忽然理解了趙翠花為什麼要“審視地看”她。
趙翠花看到的不是一個新搬來的女鄰居，而是一個跟自己本質上很像的人——都是被生活打磨過、但沒有被打碎的人。
陸知遙忽然換了個話題，目光落在他垂在身側的手上，“季清漪老師那篇土壤檢測論文裡描述過。你去過她的試驗田？”
“剛幫她收完最後一季樣品。”
“她是我師姐。”陸知遙說這句話時嘴角彎了一下，是見面以來第一個稱得上笑容的表情，“省農大比我高三屆，讀博時是同一個導師。她之前跟我說，柳溝村有個醫生，比省農科院的某些技術員還懂土壤。我當時不信。”
她重新拿起那個貼了易碎品標籤的紙箱，拆開封口，裡面是一排排用棉紙包好的玻璃培養皿，“現在我信了。”
周凡幫她拆完最後一個箱子，己經快晚上九點了。
陸知遙沒有留他坐，他也沒有多待——兩個都是習慣獨處的人，對社交的分寸有一種本能的默契。他走到院門口時，陸知遙在身後說了一句話：
“周大夫，你的衛生室如果有多餘的血糖試紙，我明天去買一盒。我父親是糖尿病患者，最近要來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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