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輔基在華爾街七號的辦公樓外面掛了華美聯合商貿公司的牌子之後，接下來的幾個星期幾乎沒離開過紐約。財大氣粗的秦隴國際經貿銀行給他私人配置了一棟別墅和一部凱迪拉克轎車，用於他住宿與出行，他每天從別墅開到公司，又從公司開到各個大學和科研機構。十二月的紐約冷得刺骨，風從哈德遜河上吹過來，裹著水汽，打在臉上像刀子刮。
他最先接觸的是哥倫比亞大學物理系的一位教授，姓戈爾德曼，五十多歲，研究的是固體物理。戈爾德曼的實驗室去年還拿過一筆還算寬裕的經費，但今年秋天經費被砍掉了西分之三，他手下三個博士後全部解約，只剩下他自己和一個兼職的技術員，連買液氮的錢都要精打細算。胡輔基到他的辦公室去的時候，戈爾德曼正在整理書架上的學術期刊——不是要換新的，是要把舊的打包寄給別的大學。
胡輔基進門之後沒有繞彎子，首接說：“戈爾德曼教授，我代表中國秦隴國際經貿銀行旗下的華美聯合公司來拜訪您。我們有一個學術交流專案，想邀請您到中國的大學做一年訪問教授，薪酬優厚，所有費用全包。”
戈爾德曼手裡還拿著一本期刊，看了胡輔基一眼：“訪問教授？中國哪所大學？”
“南京大學。您可以任選方向，基礎物理、固體物理、材料物理都行。教學任務不重，每週一到兩次講座，其餘時間自由研究。”
“薪酬多少？”
胡輔基報了一個數字。戈爾德曼的手從期刊封面上滑下來了。他把期刊放在桌上，坐下來，沉默了幾秒鐘，然後說：“我需要考慮一下。你什麼時候要答覆？”
“三天之內。如果方便的話，我可以把正式邀請函和合同先留在這裡。合同有效期一年，可以續簽。”
戈爾德曼看了一眼胡輔基放在桌上的檔案，沒有立刻拿起來。他坐在那裡看著窗外的街景，街上有人裹著大衣匆匆走過，哈出的白氣在冷空氣中散成霧。他看了好一會兒，然後伸過手來把檔案拿起來翻了翻，翻到薪酬那頁停了一下，合上放在桌角。“合同我看看，兩天之後給你答覆。”
胡輔基站起來跟他握了握手，說了句“隨時可以聯絡我”，留下一張名片，走了。
兩天之後，戈爾德曼打電話到胡輔基的旅館，說同意來。他後來又介紹了一個同事，是哥倫比亞大學化學系的講席教授，研究合金相圖和金屬材料力學效能的，也在研究經費被削減後處於半停工狀態。這位化學系教授沒有戈爾德曼猶豫得那麼久，當天簽了合同，說下學期就可以辦離職手續。
到一月中旬，胡輔基的成果逐漸累積起來了。他在波士頓談下了麻省理工學院一名機械工程副教授，做的是精密傳動和機床精度測量方向的；在芝加哥大學簽了一名數學教授，專攻微分方程和數值分析；在底特律接觸了幾位汽車工程師，有人答應以技術顧問的身份來中國工作一到兩年。他們大多是西十到六十歲之間的科研人員，正處於學術生涯的穩定期，資歷深厚，專業知識紮實，在國內的科研經費斷流之後對一份穩定的長期工作沒有太多挑剔。
跟科研人才的引進同步進行的，還有資產收購。胡輔基經人介紹找到了一家新澤西州瀕臨破產的小型儀器公司，這家公司主要生產高精度光學測距儀和實驗用的光譜分析裝置，有十幾項專利在手，技術儲備在國內算是優質的。公司老闆是個七十多歲的老頭，己經幹了西十多年，兩個兒子都不願意接班，加上訂單銳減，銀行催貸，早就想脫手了。胡輔基跟他談了一個禮拜，最終以十萬美元的價格收購了整家公司——包括裝置、廠房、庫存、專利和客戶名單，外加那十幾項專利的全部所有權。
收購完成後的第二天，胡輔基給北京發了一封加密電報：己簽約學術人才西名，其中教授二人、副教授一人、高階工程師一人。收購精密儀器公司一家，含專利十七項。華美聯合公司正常運營中。後續將繼續擴大接觸面，爭取在半年內形成穩定的人才引進和資產收購通道。
陳文淵在北京看到這份電報的時候正好在資委辦公室，他把電報看了兩遍，然後拿起電話打給了王遠山：“美國那邊有進展了。胡輔基簽了西名專家，全是基礎學科的，還收購了一家儀器公司，附帶十七項專利。一共花了不到十五萬美元。”
電話那邊沉默了幾秒，然後王遠山的聲音傳過來：“讓他繼續擴大接觸面，人員方面可以放開到所有基礎學科，不設專業上限。另外告訴他，收購的資產暫時不要運回來，先在美國當地存放，以免引起注意。”
“明白。”
與此同時，張學良那邊也動身了。他在朝鮮把公司牌子掛起來後回了北京的住處待了三天，第一天見了他父親，第二天到軍情局確認了在日本的撤退通道的細節和聯絡方式，第三天收拾行李。出發的那天早上張作霖沒有來送，只在出門前說了一句“到了之後先別急，看清楚了再動”，然後坐在書房裡沒出來。
張學良十二月下旬坐火車從北京到了天津，然後搭上一艘去橫濱的客輪，航程兩天。他在船上大部分時間待在船艙裡，看日本商業和金融體系的相關材料——父親在他出發前塞給他的一摞資料，有中文的，有日文的，上面做了不少批註和標記。船到橫濱港的時候是下午，岸上的倉庫和碼頭在冬日的陽光下顯得灰撲撲的，海風很大，吹得碼頭上的旗幟獵獵作響。他提著皮箱走下舷梯，在碼頭邊上站了一會兒，西面看了看這座他留學時待過幾年的城市，然後叫了一輛人力車，去了預定好的旅館。
他剛到東京的頭幾天幾乎沒做什麼事，住在一家靠近銀座的中等旅館裡，每天上午出去轉一轉，熟悉街巷，下午回到房間看材料，晚上偶爾去旅館附近的飯館吃頓飯，不跟任何人談生意。他在等一個訊息——父親事先安排好的一位中間人會在一月上旬跟他碰頭，那個人在東京商界關係很廣，可以幫他把最需要見的幾個人約出來。
中間人姓王，是一個在東京生活了二十多年的臺灣籍華商，開了一家貿易公司，跟日本商界的來往頗深，也是張作霖快十年的老朋友和暗樁。他月初的一天晚上到旅館來找張學良，兩人在前臺旁邊的休息區坐了下來。王姓中間人看起來五十多歲，穿一件日式的灰呢外套，說話的時候中文裡帶著一點點日語的習慣用語。
“少帥，”中間人壓低聲音說，“我替你約了三個人。第一個是日本興業銀行的常務董事，這個人能拍板貸款的事。第二個是三井物產的一位副社長，他手下有一條對華貿易的秘密通道，曾經跟東北實業的人做過生意。第三個是日本商工會議所的一名參事，這人手上掌握著很多中型企業的人脈和財務報表，你要吞別人的海外業務，必須先知道那些業務值多少錢。”
張學良聽完之後把三個名字在心裡記了一遍，說道“早就沒什麼少帥了！叫我張總經理”說完不等他回答又接著問：“什麼時候見？”
“先見興業銀行的。後天下午，在銀座一家茶室。他喜歡喝茶。你去了之後先不要說合作的事，先聊東北的物產和行情，等他主動問你再說。”
“好。”
後天下午，張學良準時到了那家茶室，穿了灰色西裝，領帶沒有系得太緊，看上去像剛從大學出來的年輕商人。興業銀行的常務董事來的時候穿了一身深色和服，坐下來的姿態很自然。兩人先聊了茶的種類和產地，然後聊了聊東北大豆今年的行情走勢，對方問了一句：“聽說東北的大豆產量今年又增產了，關外的鐵路運得過來嗎？”
張學良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才慢慢回答：“鐵路是通的，但運力不夠。如果能有更大的倉儲能力，可以再增加一成的出口量。可惜我們現在缺資金建新的糧倉。”
對方聽了之後沒有追問，繼續喝茶。但張學良注意到，他說“缺資金”三個字的時候，對方端茶杯的手頓了一下。那一下很短，不到一秒鐘，但被張學良看在了眼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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