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船在凌晨時分悄悄駛離了檳城碼頭。石松站在甲板上，雙手緊緊握著欄杆，看著檳城的燈火在夜色中一點一點地縮小，最後完全消失在海平線上。那些星星點點的光芒，像是阿玲的眼睛，在黑暗中注視著他，目送他遠去。海風吹過來，帶著鹹腥的氣息，吹動他新剪短的頭髮，也吹乾了他眼角那一絲不易察覺的溼潤。
他摸了摸左手無名指上那枚銀戒指，在黑暗中摩挲著光滑的戒面。這枚戒指是阿玲用賣首飾剩下的錢打的，款式簡單樸素，沒有任何花紋，但戴在手指上，卻讓他覺得阿玲就在身邊。他低下頭，對著那枚戒指輕聲說了一句：“阿玲，等我回來。”
貨船在海上行駛了將近兩天一夜。石松大部分時間都待在船艙裡，避免被其他人看到。船艙狹小昏暗，只有一扇巴掌大的舷窗透進些許光亮，空氣裡瀰漫著機油和海水混合的氣味。船主是一個沉默寡言的中年人，福建人，據說早年也參加過同盟會，跟陳先生是舊識。他除了定時給石松送來食物和水，幾乎沒有跟他說過一句話。石松也不多問，只是安靜地待著，偶爾走到艙門口透透氣，看著無邊無際的海面發呆。海面上偶爾能看到遠處的漁船或者貨輪的影子，但大多數時候，只有茫茫的海水和天空，像是整個世界只剩下了他一個人。
第二天傍晚，貨船駛入了新加坡港。
石松站在甲板上，看著眼前這座陌生的城市，心裡湧起一種說不清的複雜情緒。新加坡比檳城更大、更繁華，港口裡停泊著各式各樣的船隻——高大的遠洋貨輪、精巧的漁船、冒著黑煙的蒸汽船，桅杆和煙囪密密麻麻地矗立在天際線下。碼頭上人來人往，苦力們扛著貨物在踏板上穿梭，印度籍的警察穿著制服在人群中巡邏，穿著白色西裝的外國商人站在遮陽傘下指指點點。高樓大廈鱗次櫛比，街道上電車叮叮噹噹地駛過，穿著各色服裝的行人穿梭其間——有穿著長衫馬褂的華人老者，有穿著紗籠的馬來婦女，有穿著洋服的年輕職員，還有裹著頭巾的印度人。這是一座比檳城更加喧囂、更加忙碌、也更加冷漠的城市。
石松深吸了一口氣，背起包袱，走下了踏板。他的腳踩在新加坡的土地上，感覺有些不太真實。他沒有熟人，沒有落腳點，口袋裡只有林掌櫃給的那點工錢和阿玲塞給他的幾塊銀元。他站在碼頭上，看著周圍熙熙攘攘的人群，一時間有些茫然。但他沒有時間茫然。他必須儘快找到一份工作，找到一個落腳的地方，否則他很快就會流落街頭。他緊了緊肩上的包袱，邁開步子，走進了這座陌生的城市。
他在新加坡的街頭走了整整兩天。
第一天，他沿著碼頭附近的街道一家一家地詢問是否需要招工。他問過碼頭上的工頭，得到的回答是“人滿了”；他問過街邊的雜貨店，老闆看了他一眼，搖了搖頭說“不要人”；他問過茶樓裡的老闆，老闆倒是打量了他一番，但聽說他沒有擔保人，便擺了擺手說“不收”。傍晚時分，他走得腳底起了水泡，口乾舌燥，卻一無所獲。他在街邊找到一個賣甘蔗水的小攤，花一分錢買了一杯甘蔗水，坐在路邊的石階上，慢慢地喝著。他看著街上人來人往，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目的地，只有他像一片落葉，不知道該飄向何處。
第二天，他換了一個方向，往城市的深處走去。他走過一條又一條街道，穿過一個又一個街區，問了不下二十家店鋪，得到的回答依然是“不招人”或者“招滿了”。他的腳越來越疼，肚子也越來越餓，但他不敢停下來，因為他知道，一旦停下來，他可能就再也走不動了。
第二天下午，太陽火辣辣地掛在天上，曬得街面上的石板發燙。石松的衣裳己經被汗水溼透了好幾遍，又被太陽曬乾，留下一圈圈白色的鹽漬。他幾乎要絕望的時候，在一間位於小巷深處的僑批局門口停下了腳步。
那間僑批局的店面不大，門面有些老舊，招牌上的字跡己經有些褪色了，但門口的信箱裡塞滿了信件，說明生意還不錯。石松站在門口，猶豫了一下。他想起自己在檳城建源僑批局的時光，想起林掌櫃，想起阿福，想起那些他曾經穿梭過的大街小巷。那些回憶像潮水一樣湧上來，讓他有些恍惚。他深吸了一口氣，推門走了進去。
櫃檯後面坐著一個六十多歲的老先生，頭髮花白，戴著一副銅框老花鏡，正在低頭整理一疊匯票。他的手指很穩，動作很熟練，一看就是做了幾十年老本行的人。聽到有人進來，他抬起頭，透過老花鏡的上沿打量著石松：“寄信還是匯錢？”
“都不是。”石松說，鞠了一躬，“請問您這裡招人嗎？我會送批，做過兩年，熟悉檳城和霹靂州的路線。也會記賬，會算數，識字。”
老先生放下手裡的匯票，摘下老花鏡，仔細地看了看他。那目光帶著審視，也帶著好奇，像是在打量一件他拿不準的物品。他從上到下打量了石松一番，目光在他左手無名指上那枚銀戒指上停留了一瞬，然後移開了。
“檳城來的？”老先生問。
“是。”
“為什麼來新加坡？”
石松沉默了一下。他可以說謊，可以編一個冠冕堂皇的理由，但他最終選擇了說實話：“在檳城遇到了一些麻煩，需要避一避。”
老先生看著他，沉默了一會兒。那雙被皺紋包圍的眼睛裡，閃過一絲不易察覺的光芒。然後他說：“後生仔，你倒是老實。”
石松沒有說話，只是站在那裡，等待著老先生的判決。他的手心在出汗，心跳得很快。他知道，這可能是在新加坡最後的機會了。如果這位老先生也不要他，他真的不知道該去哪裡了。
老先生又打量了他一番，然後說：“我這裡的批腳上個月剛走了一個，確實缺人手。你既然做過兩年，應該能上手。工錢一個月三塊，管一頓午飯，住宿自理。能做嗎？”
石松幾乎沒有猶豫，立刻點了點頭：“能做。謝謝您。”
“我姓何，你叫我何伯就行。”老先生說，重新戴上老花鏡，低下頭繼續整理匯票，“明天一早來上工吧。”
石松走出那間僑批局的時候，感覺壓在心口的一塊大石頭終於落了地。他站在門口，仰起頭，看著新加坡的天空。這裡的天空和檳城的一樣藍，一樣廣闊。他有工作了。雖然工錢不高，但至少有了穩定的收入，有了在新加坡立足的基礎。
他在街上找了一間最便宜的出租屋——一間狹小的儲物間，位於一棟老舊騎樓的二樓，只夠放一張床和一張桌子，窗戶都沒有，只有一扇通向走廊的小門，空氣裡瀰漫著一股潮溼的黴味。但勝在便宜，一個月只要五角錢。他交了定金，把包袱放下，然後坐在那張硬邦邦的床板上，長長地撥出了一口氣。這間屋子比他在檳城住的那間還要小，還要簡陋，但至少是一個可以遮風擋雨的地方，是一個可以讓他暫時安頓下來的窩。
他拿出阿玲送他的那枚銀戒指，握在手心裡，閉上眼睛。戒指上似乎還殘留著阿玲的溫度，讓他覺得她就在身邊。他在心裡默默地說：“阿玲，我找到落腳的地方了。你放心，我會好好的。”
第二天，石松正式開始了在新加坡的送批生涯。何伯的僑批局規模不大，主要服務附近幾條街的華人社群，業務量比不上建源僑批局，但對於現在的石松來說，己經足夠了。他很快熟悉了新加坡的街道佈局，又開始了他熟悉的穿梭於大街小巷的送批生活。
新加坡和檳城很像，但又很不像。同樣是南洋的城市，同樣有騎樓、廟宇、夜市和碼頭，但新加坡更大、更雜、更國際化。這裡有來自世界各地的商人，有不同膚色、不同語言的人。石松在送批的過程中，遇到了各種各樣的收件人——有在碼頭做苦力的福建勞工，有在商行做賬房的廣東先生，有開娘惹餐廳的峇峇家族，有在橡膠園做管理的英國人。他以前在檳城學到的那些與人打交道的技巧，在新加坡同樣適用。他依然保持著微笑，保持著禮貌，保持著那種讓人感到舒服的謙遜和誠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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