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荷坐在石凳上，手裡捧著一杯涼了的茶。他從袖子裡掏出那隻小銅手爐。爐子比兩年前剛拿到的時候舊了很多，銅面上全是細密的劃痕。但爐身上那個“城”字被他的拇指磨得比以前更亮了。他把爐子放在石桌上。
城陽從廊下抬頭看了他一眼。看見他放在桌上的爐子。她放下針線，走過去坐在他對面的石凳上。
“你把爐子拿出來了。”
“嗯。”
“是涼了嗎？”
“不是。是想看看它。”
“看了兩年了還看。”
杜荷用手指在爐身上那個“城”字上輕輕畫了一圈。銅面被他的指溫捂熱了一小片。
“公主，我穿越到這個時代的第一天，最怕的不止是死。是不知道為什麼要活著。後來你爹的筆記教會了我為什麼要活著。不是為他活著，是替他繼續活著。”
“那你替他了了嗎？”
“替了。他筆記上的事做完了。商稅流程建了。度支書院立了。情報網散了。該交給李治的人交了。該還給五姓的資料還了。該寫給陛下的軍書全寫了。我的事做完了。”
城陽沉默了一會兒。然後把她自己的那隻小銅手爐從袖子裡掏出來放在桌上。兩隻爐子並排放在一起。一隻刻著“城”，一隻刻著“陽”。陽光從槐花的縫隙裡漏下來，照在銅面上。
“你的做完了，那剩下的呢？”
“剩下的交給下一批人。過二十年長安城會有一批從小在度支學堂裡學會怎麼看資料的年輕官員。他們會做我做不到的事。”
“你做的是給他們留位置。”
“不是位置。是工具。”
五月初十，李治在東宮設了一席便宴。不是宴會，就是一張小圓桌，幾個菜，一壺酒。來的人只有三個：杜荷，狄仁傑，薛仁貴。李治坐在主位，杜荷坐在他對面。這少年現在已經不是少年了，十七歲的儲君坐在東宮的飯桌前，親自給杜荷斟了一杯酒。
“先生，這一杯敬你。”
“敬我什麼？”
“敬你沒有在我最需要的時候離開。”
杜荷端起酒杯喝了一口。酒很淡，但很暖。
狄仁傑坐在杜荷旁邊，他已經不是縣學第一排那個只會抄筆記的孩子了。大理寺最年輕的書吏，東宮的政務文書整理者，十七歲。他端著一杯茶，他不喝酒，敬了杜荷。
“先生，這一杯是我自己泡的茶。不好喝，但我會學會泡好的。”
薛仁貴坐在杜荷另一邊。他碗裡是白水。他把水端起來對著杜荷舉了一下，然後一口喝了。沒說話。但那雙被灶火燻過的眼睛裡有一種很重的承諾。比千言萬語都重。
五月中，長安城迎來了一年中最舒服的季節。不冷也不熱，風吹在臉上是軟的。杜荷每天早上還是去縣學，但不再上講臺了。他坐在度支學堂最後一排聽狄仁傑代他的課。有時候也去西市明算堂幫陸元規理幾本賬。有時候去找鄭仁泰喝酒，老頭騎著老馬回來了兩趟，帶了兩籃子鳳翔的棗。
有時候他什麼地方也不去。就在公主府院子裡那棵老槐樹下面坐著。薛仁貴劈他的柴，城陽縫她的衣裳。院子裡的野蘿蔔又開花了，淺紫色的小花，不大，但開得很密。風一吹就搖搖晃晃的，像是有人在往這邊點頭。
貞觀二十年五月二十，杜荷在他自己寫的那本‘備要’的最後一頁補了一行字：貞觀二十年五月。入唐已逾二載。所始之事皆託於人。所建之制漸行於路。臣不再走在最前面，臣坐在槐樹下等風。風來時，自有後來人乘之。
他寫完，把筆擱在了筆架上。窗外的槐花已經落了大半，碎碎的花瓣鋪滿了院子裡的青磚地面。城陽坐在廊下縫一雙新靴子，這回是給他自己縫的。她縫的針腳比以前直了很多。薛仁貴在牆角把劈好的柴碼成最後一排。狄仁傑託人送來了一份東宮的文書批閱稿，稿末附了一行小字：先生，度支學堂今天新來了七個學生。其中兩個是太原的，一個是你上次託鄭郎中在洛陽街頭找到的那個賣胡餅的小夥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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