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倫。福斯特蹲了下來。徠卡舉在眼前，鏡頭對準那對母子。但她的手指停在快門上，遲遲沒按。
按下去——這對母子最後的。最私密的姿態將被千百萬人凝視。她猶豫了三秒。
然後按下了快門。
“咔嚓。”
這一聲很輕。輕得在風裡幾乎聽不見。但這一聲，在接下來的日子裡，將比一百門大炮的怒吼都更響亮。
柯德士也拍了。蔡司超伊康塔，三張——全景。中景。特寫。特寫拍的是孩子的手——攥著母親衣襟的小手，指甲縫裡有泥。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沒拍照。她在筆記本上寫了一行字：“一個母親抱著她死去的孩子。她的臉很平靜。孩子的手攥著她的衣襟——死了也沒鬆開。”
兩個多小時後，記者團沿原路撤回法租界。撤離路上一顆日軍迫擊炮彈落在八十米外——氣浪把田伯烈掀了個踉蹌，眼鏡飛出去摔碎了一片鏡片。一個暗兵從牆角閃出來，一把扶住他，把眼鏡塞回他手裡，然後無聲消失在廢墟後面。
田伯烈扶著牆喘了好一會兒。他攥著碎了一片的眼鏡，對鮑威爾說：“約翰——這張照片發出去，日本人的’自衛’說法就站不住了。”
當天下午。法租界暗房。
海倫。福斯特把自己關了三個小時。顯影液裡，畫面慢慢浮現——母親的白臉，暗色廢墟，孩子攥著衣襟的小手。五根手指，指甲縫裡有泥，彎曲的弧度像在做永久的抓握——死亡都無法讓它鬆開。
她做了五張放大print，選出最好的一張，油紙包好，送到電報局——加急發往紐約合眾社總部。附了一篇四百詞的短文，開頭寫道：
“在上海閘北的廢墟上，一個母親抱著她死去的孩子坐著。她自己也死了。彈片從東面飛來——從日本海軍艦炮陣地方向。孩子一隻手攥著母親的衣襟，死了也沒鬆開。日本政府說這是’自衛’。請看這張照片，然後告訴我——這是自衛嗎？”
鮑威爾的稿子八頁手稿，三份——發紐約。發倫敦《曼徹斯特衛報》。留一份備用。他用的是證據：彈片方向。口徑。材質，閘北民房損毀程度，平民傷亡數字，村井倉松“最後通牒”逐條分析——“故意設計的不可接受條件，目的是製造開戰藉口”。結尾寫道：
“閘北的廢墟不會說話。但廢墟里的彈片會。”
田伯烈的稿子發《泰晤士報》，風格最冷靜，幾乎學術性——大量資料。但最後一句話跟前面的冷靜完全不同：
“那個孩子死了。他攥著母親的衣襟。我掀開棉被看到了他們——然後我蓋上了。我沒有辦法再掀開第二次。”
一月二十八日。紐約。
合眾社編輯看了照片三秒。然後走進主編辦公室。主編看了五秒，拿起電話打給排版車間：“頭版。整版。照片放最大。標題就用她那句話——‘這是自衛嗎？’”
第二天凌晨，報紙上了紐約報攤。同時照片透過電報傳圖線路發往倫敦。巴黎。柏林。莫斯科。
一月二十九日。倫敦。《泰晤士報》第三版刊登田伯烈文章，配了彈坑童鞋的照片。《曼徹斯特衛報》第二版刊登鮑威爾文章全文，配了母子照片。
一月三十日。巴黎。《小巴黎人報》頭版。柏林。《法蘭克福報》——柯德士的文章幾乎沒有形容詞，全是事實和數字。正因如此分量反而最重。
國際輿論的風向在這天開始了一個不可逆轉的轉變。
在此之前，西方媒體對“上海事變”的報道基本中性——“中日衝突”。“雙方各有傷亡”。“日本聲稱自衛”。這種中性實際上偏向日本——“衝突”和“各有傷亡”掩蓋了一個事實：是日本海軍先用艦炮轟炸了中國平民區。
但那張照片改變了一切。
一個母親抱著死去的孩子——這個畫面不需要翻譯。任何國籍。種族。信仰的人，一秒就能理解。
華盛頓。美國國務院遠東事務司司長霍恩貝克把報紙放在國務卿史汀生桌上。史汀生看了照片，看了文章，抬頭：“這是真的？”
“領事館已確認。閘北平民區確實遭到日本海軍艦炮無差別轟炸。至少兩百名平民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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