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清漪掛了電話之後沒有立刻動。
她坐在沙發上，手機還攥在手裡，螢幕暗下去又亮起來，是微信的推送通知，她掃了一眼，沒點。茶几上那幾張紙和照片還攤著，檯燈的光把陳慧蘭的證件照照得有點發黃，那顆右耳垂上的痣在陰影裡幾乎看不見了。她把照片拿起來，拇指輕輕蹭過那個位置，紙面光滑，什麼都摸不到。
顧念。她把這個名字放在嘴裡嚼了嚼。過年的時候坐她旁邊那個，話不多，笑起來嘴角往右邊歪一點點，穿一件灰綠色的毛衣，袖口起了球。那天飯桌上人多，她媽忙著張羅，她跟顧念也就說了幾句話——問她在哪上班，她說在醫院，又問什麼科，她說影像科。然後就沒話了，兩個人一起看餐桌轉盤上的那盤白切雞轉過來又轉過去。
她當時不知道這就是那個孩子。那個兩歲時被人從起火的車上抱下來的孩子。那個睡在福利院的小床上、後來被她大舅接走的孩子。她甚至不知道顧念就是她表姐——過年時沒人介紹，她只當是哪個親戚家的女兒，叫不出名字就笑一笑算了。
她起身去廚房倒了杯水，站在水槽前慢慢喝。窗外的小區路燈昏黃地照著幾棵香樟的樹冠，葉子密密的，把光切成細碎的小塊。她想起羅松說的那句話——“你查的是南昌的線”，現在看來，這條線不僅連著事故現場，還連著年夜飯的圓桌，連著那盤轉來轉去的白切雞，連著她媽繫著圍裙在廚房裡炸春捲的背影。
她媽知道顧念是她妹妹的孩子。她媽每年過年都叫顧念來家裡吃飯。她媽看著顧念坐在客廳沙發上剝橘子、看電視、跟其他小孩有一搭沒一搭地聊天。而她什麼都不知道。
沈清漪把杯子放下，拿起手機，在通訊錄裡翻了一會兒，找到了顧念的微信。頭像是半張貓的臉，橘色的，眼睛眯成一條縫。朋友圈三天可見，只有一條橫線。她點開對話方塊，上一次對話是去年的春節——她發過一條群發的拜年訊息，顧念回了個“新年好”加一個煙花的表情。她把輸入框點開，游標一閃一閃的，像在等什麼。
她想發一句“姐”，又覺得突兀。她們這輩子沒叫過這個稱呼，從今天開始叫，怎麼叫都像在演戲。她想發“念念”——她媽是這麼叫顧念的，有次顧念走的時候她媽在門口喊“念念你的圍巾”，她當時還覺得這名字挺親的，原來是親外甥女。她想了半天，最後打了幾個字：“週末有空嗎？找你吃個飯。”
發出去之後她把手機扣在檯面上，螢幕朝下。廚房的水龍頭沒擰緊，滴了一滴水到水槽裡，聲音清脆得像什麼東西落了地。她回到客廳重新坐下，把陳慧蘭的證件照翻過來，照片裡的人還是那樣看著她——下頜繃緊，眉眼認真，右耳垂上那顆小痣像一句沒寫完的話，隔了三十年還在等她讀完。
手機震了一下。她拿起來看，顧念回了：“有啊。週六中午？”
沈清漪盯著這五個字，忽然覺得顧念回覆的速度快得不太正常，像是一首在看手機，又像是早就等著這句話。她回了個“好”，停了一秒，又補了一句：“你來我家樓下接我吧，我想去你們醫院附近的那個茶餐廳。”
顧念回了一個“行”字，加了一個OK的手勢。沈清漪把手機放下，檯燈的光把照片上陳慧蘭的臉照得亮亮的。她在心裡算了算，週六還有三天。三天之後她要坐在一個她失散了三十二年才重新認識的人對面，點一壺茶，兩份點心，像所有久別重逢的人一樣，從最輕的話題開始聊。
可她們之間從來沒有過真正的“久別”。她們在同一個城市長大，吃過同一桌年夜飯，看過同一臺春晚，甚至可能在同一家超市的同一個貨架前拿過同一包薯片。她們之間差的從來不是距離，是一個名字。一個沒人告訴她的名字。
夜裡兩點，她終於站起來，把茶几上的紙和照片收進一個牛皮紙檔案袋裡，拉好封口，擱在書桌抽屜的最裡面。她關了檯燈，臥室一下子暗下來，窗簾縫裡漏進來一道細細的路燈光，在天花板上拉成一條金色的線。她躺下，閉上眼，腦子裡卻停不下來地轉著兩個畫面——一個是陳慧蘭低頭看女兒時嘴角彎起來的弧度，另一個是過年時顧念坐在她旁邊，一言不發地剝著一顆橘子。
她翻了個身，被子裹緊了一些。明天還得去單位開那個會，帶回來的檔案得寫一份初步分析。再往後，週六中午，茶餐廳靠窗的卡座，她和顧念面對面坐著，中間隔著三十多年的沉默，和一壺還沒泡開的茶。
她睜開眼，在黑暗中輕輕說了三個字，沒有聲音，只有嘴唇動了動。
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