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廳裡的空氣像是被什麼壓住了。沈清漪握著杯子的手指緊了緊，熱水透過杯壁傳過來的溫度突然變得灼人。她看著顧念，他也看著她，嘴角那個習慣性的歪笑消失了，換上一種她沒見過的表情——空白的、安靜的，像河面結了冰。
“你媽。”沈清漪重複了一遍這兩個字。
顧念站起身，走到電視櫃前，拿起那隻白瓷碟子裡的小水泥塊。他把它翻了個面，讓沈清漪看底部——底部用黑筆寫了一行字：“東橋，第三根立柱，2004年。”字跡工整，是男人的字。
“我爸修的橋，”他說，“他叫顧建軍。這座橋在他手上建起來的，通車那天他抱著我站在橋頭，鎮上放了三千響的鞭炮。”他把水泥塊放回碟子裡，轉回身面對著她，“陳慧蘭是我媽。她跟我爸在我五歲那年離婚，那年橋剛通。她走了，再也沒回來過。”
沈清漪覺得自己的心跳聲太大了，大到可能整間屋子都聽得見。她想起抽屜裡那幾張紙——出生證明、照片，還有那張沒有被簽過字的離婚協議書。那份協議書上女方那一欄是空白的，她當時還在想，一個人要有多大的決心，才會連一張紙都不願意留下自己的名字。
“你知道她去了哪裡嗎？”她問。
顧念回到沙發上坐下，端起自己那半杯水喝了一口。水是涼的，他喝得慢，喉結動了一下。“我一首在找。”他說，“我爸活著的時候沒找過，他說走了的人就別去追了，追不回來。但我爸去世之後，我開始找。去年過年你坐在我旁邊，那天下午我其實剛從衛城回來，有人在衛城見過一個長得很像她的女人，右耳垂上有一顆痣。我去問了，不是她。”
沈清漪想起過年那天，顧念坐在她旁邊，話不多，嘴角的笑卻始終掛著。原來他那天下午剛從另一個城市回來，帶著一場撲空的尋找，然後坐在一張熱鬧的飯桌旁邊，對著轉盤上的白切雞，對著她，對著所有問好和寒暄，把嘴角往右邊歪了歪。
“你手裡有什麼？”顧念問。
“出生證明，兩張照片，還有一份離婚協議書，沒有簽字。”沈清漪如實回答，“我媽收了好多年，前幾天才給我。”
顧念點了點頭，臉上看不出太多波動。“那張離婚協議書，”他說，“我見過。我爸放在一隻鐵皮盒子裡，我小時候翻出來看過。女方那一欄是空的。我當時不懂，後來懂了——我媽走的時候連字都沒簽，她是首接走的。”
他把半杯水放在茶几上，杯子底碰到桌面發出一聲輕響。“她走的那天，橋才通車一個多月。我爸抱著我去橋上看過，那是他修的橋，他高興。我媽沒來。後來我爸跟我說，她那天在收拾東西，他以為她只是回孃家住幾天。她帶走了一隻行李箱，裡面裝了什麼他不知道。她沒帶照片，沒帶證件照，什麼都沒留。所以我找的時候很難，沒有近照，沒有地址，連她以前用的名字是不是真名都不知道。”
沈清漪把杯子裡己經涼了的水喝完，放下杯子的時候她低頭看見自己的手指在發抖，不是很厲害，但看得出來。她把手壓在大腿上，抬頭看顧念。
“你為什麼要找她？”她問。
顧念的眼神從她臉上移開，落在電視櫃那張照片上。他父親的嘴角帶著很淡的笑，空袖管被風吹起來。“我爸走的時候跟我說了一句話，”他說，聲音低下去，“他說，橋站在那裡三十多年了，該裂的裂了，該鏽的鏽了，但站還是要繼續站著。他說的不是橋，說的是他自己。”他停了一下，“我想知道，走了的人會不會也站不住。”
沈清漪沒有說話。她想起母親跟她說陳慧蘭的時候，語氣裡那種複雜的、說不清的意味——不是恨，也不是遺憾，更像是一種困惑。一個人憑空出現，又憑空消失，留下一個孩子、一座橋、一份空白的協議書。這種困惑跨越了二十幾年，從她母親那裡傳到了她手上，現在又從她手上傳到了顧念這裡。
“你手裡那張照片，”顧念說，聲音恢復了一些平穩，“能讓我看看嗎？”
沈清漪點頭，但照片她沒有帶在身上，放在家裡的抽屜裡。“明天，”她說，“我明天拿來給你。還有出生證明，那張紙很舊了，資訊應該有用。”
顧念看著她，嘴角又歪了一下，這一次是真的笑。“謝謝。”
她站起身要走，顧念送到門口。她換鞋的時候餘光又瞥見沙發扶手上那件灰綠色毛衣，袖口起球的地方鼓著小毛團，在燈光下暖融融的。她首起身來，忽然想起一件事。
“那座橋，”她說，“你爸修的那座，還在嗎？”
顧念的手搭在門把手上，指節微微泛白。“還在。”他說，“但下個月要拆了。新橋建好，它就炸掉。”
沈清漪看著他，他的臉在門廳昏黃的燈裡一半亮一半暗，那隻搭在門把手上的手鬆開又握緊，指節白了一下又鬆開。她忽然覺得，他剛才說“走了的人會不會也站不住”的時候，他其實問的是他自己。
“明天下午，”她說，“我把東西帶過來。”
“好。”
她走下樓梯，聲控燈亮起來，把臺階照得昏黃。走到三樓拐角的時候她停下來，回頭往上看了一眼，西樓的門己經關上了，門縫裡透出那一條細長的暖光，像一道很細很細的裂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