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秋萍老家在鄰縣的鄉下。父親早沒了。家裡還剩兩口人：她母親，還有弟弟。
弟弟叫許秋生。案發那年，十五歲，讀初三。
“她一個月工資寄一多半回家，”李揚把材料攤開，“供的就是這個弟弟唸書。她自己在城裡租最便宜的房，走在最黑夜裡，省下的每一分，都是弟弟的學費。”
“那孩子唸書怎麼樣？”蘇曉棠問。
“還不錯。”李揚抽出一張影印件，是學籍檔案，“班裡前幾名。老師評語寫著‘可造之材’。姐姐信裡跟他說，考出去，別回這窮地方。”
檔案翻到下一頁，蘇曉棠的手停住了。
學籍記錄，停在案發那年的九月。
“下學期……”她說，“那豈不是。。。。”
姐姐六月出的事。那筆“下學期的”學費，是她寄出的最後一筆。九月開學，許秋生沒有回學校。
往後的許秋生，檔案裡換了一副模樣。一連串打工記錄，零零碎碎，沒一個長的：縣城的工地，市裡的物流倉，夜市擺攤，工廠流水線。幹幾個月，換一個地方。十年，沒一份帶社保的工作。
“十五歲輟學，十六歲進工地。”李揚把記錄一張張鋪開，“他姐想讓他考出去。他最後走的，還是他姐走過的那條路。”
檢驗室裡，一時沒人說話。
“還有一樣，順手核了。”李揚把另一份材料推過來，“當年專案組查情感糾紛，查過她處沒處物件，走訪了工友、房東、老家的鄰居，結論是沒有。這回我又走了一遍，還是沒有。”
“也就是說，那條線十年前就走空了，今天再走一遍，還是空的。”溫則鳴說，“不是當年查得不細。是方向本來就不在那兒。”
殺她的人跟她無冤無仇，不認識，也說不上話。要從西十三個名字裡揪出那一個，能倚仗的只有一件雨衣。
“家屬這頭也得走一遍。”李揚又抽出一沓，“真破了案，得通知近親屬。卷裡那十張來訪回執是她媽籤的，最近的一張也是三個多月前的了。人現在還在不在那個地址，聯絡誰，得先弄清楚。”
“接待臺賬裡有。”他說，“我調臺賬，是為了找聯絡人。”
臺賬翻開，聯絡人是找著了。可翻的時候，另一樣東西自己跳了出來。
來訪登記上，除了許母，還有一個名字。
案發頭一年，許秋生就開始往市局跑了。一個十六歲的孩子，一趟一趟地來，問同一句話：我姐的案子，什麼時候破。
第一年，來了十幾次。第二年，還在來。
來訪人那一欄是他自己籤的。溫則鳴一頁一頁翻過去。頭幾張，字寫得又大又用力，一筆一畫，像是怕人認不出。翻到後面，字縮小了，也快了，一個十六七歲的孩子，把一件事跑成了熟門熟路。
他忽然想起卷末那沓來訪回執上，許母那個一年比一年抖的簽名。
一個家裡的兩個人，在兩本簿子上，各簽各的，誰也不知道對方簽到了第幾年。
“第三年呢？”溫則鳴問。
“第三年斷了。”李揚把臺賬推過去，“最後一次登記之後，再沒有他的名字。”
溫則鳴拿起那本臺賬，又拿起那沓打工記錄，把兩樣並在一起看。
許秋生停止上訪的那一年，正是他的打工記錄裡第一次出現“長期”兩個字的那一年。他在一家水泥廠，一口氣幹了三年，那是他十年裡最穩的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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