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是不問了。”溫則鳴把兩沓紙放下，“是問不起了。”
“跑一趟要錢，要誤工，要跟一樁看不到頭的案子耗。他一個二十歲不到的人，只能先得把這個家撐住。”
“他把嘴閉上，不是因為不想給姐姐討公道。”溫則鳴看著那沓戛然而止的登記，“是他要是倒下了，這個家就真沒了。”
沒有人接話。屋裡靜得很，只有白板上那個扎馬尾的姑娘還在笑。
那沓材料的最底下，還壓著幾張不起眼的紙。
一張，是七年前許家申辦低保時，派出所出的入戶核查證明。落款一個民警的簽名。
一張，是當年的接待記錄。接待欄裡，同一個名字，陪著這個少年一趟一趟遞材料，遞了兩年。
還有一張，是走訪便籤。上面記著：“許家困難，秋生輟學可惜，己私人資助部分學雜，勸其復學未果。”落款，還是那個名字。
三張紙，來路各不相同，籤的卻是同一個名字，筆跡也是一個人寫的。
溫則鳴把三張並排擺開，看了很久。這個名字他今天不是頭一回見——白天翻舊卷的時候，在哪兒也見過一次，一時想不起來。他忽然想起一樣東西。他翻回案卷最前面，找到當年專案組那份總結，那句“老天爺像是站在兇手那邊”的牢騷，被紅筆圈出來、批了“胡說八道”的那一頁。
寫那句牢騷的人的署名，和低保表上、和資助便籤上的簽名，是同一個。
“是他。”溫則鳴說。
“案子破不了，他比誰都不甘心。破不了案，他就用自己的法子，幫這一家撐了十年。”
“低保是他跑的。上訪是他陪著跑的。孩子輟學，是他自己掏錢想拉回來的。”
“錢他墊了，孩子沒回學校。”溫則鳴把那幾張紙疊好，“這個家他能扶的都扶了。那樁案子，他一點辦法沒有。”
“這個人現在在哪兒？”他問，“我想見見他。”
李揚查了半天，回來時臉色有些複雜。
“姓陳，老陳。當年專案組裡歲數最大的一個。”他說，“五年前到點退的休，今年六十五。”
幹了一輩子刑警，這是他手上最後一件沒破的案子。
“退休前，他把手頭的積案一件一件交接給接班的人。別的都照章走，唯獨許秋萍這一件，他在移交本上多寫了一行字。”
李揚把那一頁的照片遞過來。移交欄的末尾，一行鋼筆字，力透紙背——
“許家那案子，別忘了。人還在等。”
“退了休他也沒真放下。”李揚說，“頭兩年，每年六月他還自己去許家坐坐。後來身體不行了，去不動了。”
“現在呢？”
“在家躺著。”李揚說，“打電話過去，是他老伴接的。老爺子病得下不了床，話也說不利索了。”
檢驗室裡靜了下來。
溫則鳴看著那行“別忘了”，沒有說話。物證箱底那張“留待日後”，此刻就壓在他手邊的卷裡。
周正堂在旁邊聽著，把老花鏡摘下來，在衣角上擦。“這身衣服，能給的都給了。”他說，“就是給不了她媽最想要的那一個——兇手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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