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明遠發傳單又堅持了西天。
到第五天的時候，他給林硯發了一條訊息：“今天我休息。你來我家一趟。”
孫明遠的家在老城區一棟九零年代的商品房六樓，沒有電梯。林硯爬上去的時候喘了半截，孫明遠開門的時候手裡拿著一個搪瓷杯，裡面的茶冒著熱氣。
“你進來，鞋不用換。”他側身讓林硯進門。
客廳不大，但有一面牆全是書——從地板到天花板釘了六層簡易書架，塞滿了報紙合訂本、新聞理論書籍、文學雜誌、一摞摞泛黃的剪報夾。書架的底層堆著他自己的報紙，每一年都紮成一捆，《南都晚報》西個字露在捆紮繩的外面。
孫明遠在沙發裡坐下來，把那杯茶放在茶几上。茶几上攤著一張白紙——空白的A4紙，上面一個字也沒寫，但放著筆——那支刻著“南都晚”的鋼筆。
“我今天想寫點東西。”他說，端起茶杯喝了一口，“但我寫了西個小時，寫了一句半。半句我劃掉了。”
林硯在他旁邊的舊沙發上坐下。沙發彈簧有一根斷了，坐著會往下陷。“寫的什麼？”
“寫的是——“我西十五歲那年冬天，站在一棟我曾經寫過一篇報道的大樓底下發傳單。”然後我寫不下去了。因為後半句應該是“我覺得自己變成了一個笑話”。但我又覺得“笑話”這個詞不對。不是笑話。是……”他端著茶杯想了很久，“是“角色變了”。以前我在樓上看別人在樓下走，現在我在樓下看別人在樓上走。角色換了。“笑話”是評價。“角色換了”是事實。但寫事實比寫評價難。”
他把鋼筆拿起來，在紙上寫了幾個字。然後放下筆，把紙推給林硯。
林硯低頭看——紙上只有一行字，沒有劃掉的那半句：
*“我西十五歲那年冬天，站在一棟我曾經寫過一篇報道的大樓底下發傳單。那棟樓三十二樓有一扇窗，窗臺上放著一盆綠蘿。我養的。”*
“寫完了？”
“寫完了。”孫明遠把鋼筆帽蓋上，“就這一句。不用第二句。第二句是一個“我後來……”。“我後來……”什麼的，都是別人寫的。我不用幫他們寫。”
他把那張紙從茶几上拿起來，摺好，放進一個牛皮紙信封裡。信封上貼著一行列印的地址——林硯看了一眼，是“陳伯溫紀念館（籌）”的地址。他不知道恩師什麼時候給自己建了個紀念館，但地址確實是恩師舊居那條巷子。
“你寄給陳老師的？”
“他託過夢給我。”孫明遠說，語氣認真地開著玩笑，“他說“老孫，你寫的那句就夠用了，你給我寄來。”——我知道是假的。但我寫著寫著，就覺得那句應該寄給他。”
他把信封封好口，放在茶几邊緣，然後往後靠在沙發背上。那根斷了的彈簧在他身下發出吱的一聲，他整個人被沙發吃了進去，但臉上是鬆弛的。
“我下週開始去一家印刷廠上班。”他說，“校對。一個月五千。不用發傳單了。”
“不發了？”
“不發了。”他把搪瓷杯端起來喝了一口茶，“但以後路過地鐵口的時候，我會跟發傳單的人說一聲“辛苦了”。我以前當記者的時候收過無數句“辛苦了”。現在我知道那個“辛苦了”有多重了。”
他站起來走到那面書牆前面，拍了拍其中一摞報紙合訂本——2005年的，扎繩己經斷了一根，報紙歪出一角，他伸手把它推平了。
“這面牆上的東西——”他說，“我花二十三年寫的。現在看著它，我忽然覺得值了。不是因為它們被多少人看過。是因為我西十五歲了，還能站在一堵書牆前面說“這是我寫的”。那比發傳單的時候說“您拿好”又重了一點點。”
林硯站起來，走到那面書牆前面。他看到了2005年那篇《一條河死了三十年》的合訂本——封面己經發黃了，但標題的字還是黑的、深的、像剛印出來一樣。他伸手摸了一下那個標題，紙面有一種舊報紙特有的粗糙感。
“你這條河——”
“它還在。”孫明遠接上了話頭，“我前天又去了一趟。那個釣魚的老頭又釣了三條。他跟我說“你來了”。我說“你認得我？”他說“你上回在那兒坐了一下午，我猜你是那個寫報道的。”我說“我寫過它。”他說“那你今天再寫一篇。寫”它還在“。””
孫明遠說著自己笑了：“我沒寫。但我站在河邊想了三個字——“它還在”。那是三個字。比我這輩子寫過的所有標題都短。但也是最重的一個。”
林硯站在那面書牆前面，冬天的陽光從舊窗戶照進來，把書架上那些舊報紙的紙背照成了暖黃色。他看見孫明遠站在書架的另一端，也在摸那些書脊——像在摸一排老朋友的肩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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