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天後，莫斯科中央監察委員會。
《致代表大會的信》靜靜躺在葉戈爾左手邊，有這封信從某種程度來說就拿到了列寧的支援。
起碼在列寧尚未失去口述能力的現在，它依舊能說服絕大部分執行委員與地方代表。
但這依舊不夠，在葉戈爾眼中，想要扳倒斯大林，離不開托洛斯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三人的絕對支援。
托洛斯基代表軍事委員與黨內反對派。
季諾維也夫代表法理上的國際共產與彼得格勒。
加米涅夫代表莫斯科黨組織。
只有拉攏到這三人才能成為黨中央的大多數，才能一次性完成書記處重組與政治局革新。
但這有些太遙遠和太不切實際了，在葉戈爾眼中無論季諾維也夫嘴上說的再好，也改變不了其對托洛斯基的忌憚。
除非托洛斯基主動提出緩和。
不過這就更加不可能了，想讓托洛斯基拉下臉，朝季諾維也夫伸出手，哪怕有列寧促成也只能完成明面上的緩和，而並且實際上的合作。
想著，葉戈爾的思緒轉移到了《德意志》報中。
和前世一樣，魏瑪政府的上臺並沒有給這片炙熱的土地帶來秩序與長時間的平穩。
一戰後的高昂債務問題，必須有一個償還物件。
而魏瑪政府本質上是建立在，十一月革命失敗，右派資產階級與容克貴族組閣產生的緩和產物，從任期執行的政策來看，總統艾伯特雖有一定程度的左翼傾向。
但無法改變的事實是，債務問題無法被向上轉移。
不捨得分割容克貴族們與資產階級的財富，那便要讓這片土地的無產階級、沉默的大多數揹負動盪與恥辱之苦。
德國束棒主義的變種也因此孕育而生。
雖然不知道，在義大利革命後，德國會不會被蝴蝶蕩起的氣旋掀去那抹黑斑，但葉戈爾知道想要讓這次機會，想要讓德共的又一次革命取得有價值的成果。
問題不僅僅在內部，也在外部。
在一邊彙報的蘇斯洛夫，察覺到了壓在葉戈爾眉頭這抹揮之不去的凝重，正欲開口卻被葉戈爾先出聲打斷，
“蘇斯洛夫同志，距離黨的十二大召開還剩不到兩個月，託派的陰風有沒有得到控制？”
本想接著黨中央批評託派，發表一篇通稿，乘機引起德共思想整風的葉戈爾，卻得到了意料之外的答案，
“葉戈爾同志，不僅沒有得到控制反而刮的更兇了，各個地區都有部分幹部組成了革命小組，反對的面也不僅僅只集中在經濟方面，而是奔著全方向的批判。”
“黨中央不但沒有控制，在幾天前還允許真理報上發表了一遍，讚揚托洛斯基與其不斷革命思想的文章，號召蘇聯人民前往歐洲前往世界組織更浩大的革命，並認為世界絕大部分地區都不存在民族民主革命階段，應當統一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階段。”
“對東方以及許多半殖民地的宣講，更是一派胡言！”
基本研讀了半個圖書館的馬列以及哲學著作的蘇斯洛夫，對這種言論嗤之以鼻。
在他眼中，相當一部分人是在照本宣科的唸經想以此為臺階尋找機會，還有一部分人則犯了政治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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