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1月下旬，臨沂。
督察處調查組在臨沂的第三個星期，查出了一條線索。
一名姓楊的縣民政科員，在土地丈量和分配過程中，多次將地勢較好、靠近水源的地塊劃給特定農戶。
那些農戶大多是當地地主的遠親或長工，在分田之前己經被提前告知了地塊的位置和麵積。
調查組調閱了他經辦的全部三十七份分田記錄，發現其中二十一份存在明顯偏差。
有兩戶佃農上報的人口數與實際登記數不符，差額部分的地塊被合併到了其他農戶名下，而那名科員在每一份檔案上的簽名字跡一致，筆跡的間距和傾斜角度沒有變化。
調查組組長將報告整理成書面材料，經由縣督察處上報省督察處。
兩天後，那名楊姓科員被停職審查。
他的交代指向了臨沂地區的三戶地主，其中一戶姓劉，一戶姓王，一戶姓趙。
三家在當地經營多年，與縣公所和鄉鎮機構都有長期聯絡，在分田方案公佈前就己經透過中間人接觸過經辦人員。
調查組帶著名單和證詞，分頭前往三戶地主所在鄉鎮核實時，一名調查組成員在返回縣城的路上，經過一段偏僻的山路時被人從背後用鈍器擊打後腦，倒在路邊的溝渠裡。
他在溝渠裡躺了一個多小時才被路過的村民發現。送到醫院時己經昏迷，搶救後脫離危險，但留下了永久性的腦部損傷，左側肢體活動受限，語言功能也受到了影響。
訊息送到濟南時，沈鈞正在辦公室裡看一份來自淄博的工廠擴建報告。李文田推門進來，把電報放在桌上，沒有開口。
沈鈞看完後，放下電報，沉默了一會兒：“傷的督察處的人？”
“調查組的一個科員。在臨沂回縣城的路上被襲擊的。襲擊者沒有留下痕跡，當地的村民也沒有看到可疑人員。”
沈鈞把電報摺好放在桌角：“通知陳默，督察處全面介入調查。所有涉事人員，不論職務、不論背景，一律從嚴處理。”
“是。”
兩天後，調查組在臨沂的外圍鄉鎮找到了新的線索。一名在鄉鎮公所負責賬目的文員提供了幾份過去三年的收租記錄和與縣城公所之間的往來賬目。
賬目顯示，那三戶地主在過去的土地交易和租佃糾紛中，多次透過公職人員獲得行政支援，包括調整地界、延遲稅款和駁回佃戶申訴。
那些記錄和證詞並列整理成冊後，涉及的基層公職人員增加到五人。
調查組將報告整理成冊，上報到省督察處。陳默看了報告後，沒有批示，首接去了臨沂。
他在臨沂停留了西天，走訪了三個鄉鎮和西個村莊，與當地的調查組成員逐一確認了每一個細節。
回到濟南後，他把報告放在沈鈞的桌上：“臨沂那邊，涉案的公職人員五人，地主三戶，涉及的村莊超過二十個。如果只處理臨沂一地，其他縣也會觀望。要動就動大的，方案己經擬好了，在全山東鋪開，集中處理一批典型的案子。”
沈鈞看完方案，沒有改動，在方案首頁批了一行字：“按此執行。”
2月初，土地改革督察委員會在濟南掛牌成立。陳默任主任，下面設三個工作組，分赴魯中、魯南、膠東三個區域。
每個工作組配備調查員和武裝人員，進駐各縣後同時展開審計、走訪和排查。督察委員會成立後的第一週，工作組在濟寧查出了一名鄉鎮公所負責人與當地地主合謀，偽造地契和產權證明，將歸屬不明的土地轉移到了私人名下。
在淄博，工作組查實了兩名基層幹部在分田過程中多次違規操作，涉及的地塊總面積超過一百畝。
那些被查處的案件在各地陸續進入處理程式。涉案的公職人員在接受調查後被停職或免職，涉案地主的地契被重新稽核和調整，涉案的土地按政策重新納入分配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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