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把清朝推翻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帝制也就在那一刻結束了。這是它的成功。”凌姐說到這裡停了一下,然後把礦泉水瓶擰開,喝了一口水。
“那失敗呢?”可可問。
“失敗的是,革命的成果沒有變成真正的民主共和國,沒過多久就被袁世凱拿走了。袁世凱當了大總統之後想做皇帝,全國都反對,他也只當了八十三天。再往後,就是軍閥混戰,天下大亂。”
天幕下,一些飽讀史書的古人幾乎本能地開始點頭。
他們太熟悉這個劇情了。起兵的時候說的都是為民請命,得了天下之後坐上去的還是那把龍椅。分田分地?口號是口號,龍椅是龍椅。等自己坐上去的那一天,就都明白了。
所以他們對“辛亥革命最後被袁世凱拿了權”這件事一點都不意外。
不意外,但依舊有些感慨。不是對革命失敗的感慨,而是對“原來真的有人真心實意地不想當皇帝”這個事實本身的不敢置信。
在他們的認知裡,造反只有兩種結局:成了就是皇帝,敗了就是逆賊。還沒有第三種。
天幕下的普通人對這一段的反應大體如此。
他們不是不相信凌姐說的話,而是根本想象不出一個沒有皇帝、人民自己管自己的世界該怎麼運轉。
之前天幕上劉娘子說過“人民就是所有人”,說過“人人平等”,但那些話太空了。他們要種地,要交稅,要服徭役,要給東家幹活,要養孩子,要給爹孃養老送終。
如果每個人都要去管天下的事,那地誰種?牲口誰喂?孩子誰帶?
再說,時間上也來不及。一個縣的事情,縣太爺從早忙到晚都忙不完;一個省的事情,巡撫大人的案頭上永遠堆著沒看完的公文。天下那麼多事,每個人都要做主,那得吵成什麼樣子?
這不是他們保守,而是他們真的沒法想象。
古代不是沒有過“天下為公”的說法。《禮記》裡就寫著呢,“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可那是聖人時代的傳說,是堯舜禹湯的事兒。自從有了秦始皇,誰還真的見過沒有皇帝的日子?
寶丫在第七段平臺站住,轉身朝下看。
從高處往下看的感覺果然和妙妙媽媽剛才說的不一樣。下面的臺階果然看不見了,能看見的只有一層一層的平臺,像誰把一座山切成了幾片扁扁的糕,然後整整齊齊地摞在一起。
“姐姐。”她她仰頭看著劉含章問:“你之前說,歷史是人民創造的。”寶丫的聲音不大,剛好夠凌姐和劉含章聽見,“那是不是說……沒有孫先生,也會有辛亥革命?”
凌姐也愣了一下,和劉含章交換了一個眼神,兩個人都是學的理工科,就算凌姐稍微沾點人文藝術,那也只是沾一點,這麼大的問題她倆還真回答不了。
凌姐抿了抿嘴,把頭髮往耳後別了一下,緩緩地說:“怎麼說呢——從後來往回看,革命確實是必然會發生的。因為那個時候的生產力和國際形勢己經到了那一步,舊的制度維持不下去了。但‘必然會發生’不等於‘誰來做都一樣’。”
“孫中山先生做的那些事,”劉含章接過話,“那些組織、聯絡、籌款、演講、一次一次失敗了又站起來,都是實打實的工作。革命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是很多人一點一點做出來的。他做的部分,換一個人不一定做得來。”
“所以,”凌姐在寶丫面前蹲下來,平視著她,“如果問沒有孫先生會不會有革命,大概會有。但那個革命什麼時候來、能不能成功、成功之後是什麼樣子,可能會完全不一樣。我們不能因為結果不好,就否認他做過的事情。正因為有他,後面的人才能站在他鋪過的路上往前走。”
“走吧,我們爬上去看看。”凌姐說。其實能講到這裡,己經基本掏空了她的知識庫存,但既然來都來了,總要讓孩子們大致上知道他們來看的是什麼吧。
寶丫看著凌姐,眼睛眨了一下,然後很慢地點了點頭。
一行人繼續向上。這一次,臺階在寶丫眼裡好像沒那麼高了。
走進祭堂,孫中山先生的坐像端坐在正中央,目光平視前方,神情肅穆而平靜。光線從穹頂的玻璃窗透進來,在花崗岩牆面上投下柔和的灰白色光斑。空氣裡有一種不刻意壓低聲音但所有人都自覺放輕腳步的安靜。
妙妙沒有跑。她站在坐像前面,仰頭看了很久。她看不懂文字,但她看得懂那個人的表情。她拉了拉媽媽的衣角:“媽媽,這個人看起來好累。”
“他很早很早就去世了,”妙妙媽媽說,“臨去世之前還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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