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建國低頭看著手裡冒熱氣的茶杯，抬起頭看著她。
“月兒，你說一個人怎麼會變成這樣？”他問。
“什麼樣？”
“明明喜歡一個人，喜歡的最後是害了她。”
林月想了想，從陽臺上往下看，樓下沒有人，路燈橘黃色的光照在空蕩蕩的停車位上，像一塊塊發光的補丁。
風穿過光禿禿的楊樹，發出細微的嗚咽聲。
她答了一句：“也許喜歡錯了，就是這樣的。”
林建國沒有再說話，把那杯熱茶捧在手心裡，靠著椅背，閉上了眼睛。林月站在他旁邊，把手搭在他的胳膊上，沒有鬆開。
第二天，林建國又去了花店。
不是去查封，是去補一個之前遺漏的程式。花店的捲簾門半拉著，門口貼著一張白色的封條，被風吹得嘩啦嘩啦響。
隔壁文具店的老闆探出頭來，看了一眼，又縮回去了。
他蹲在花店門口，從兜裡掏出煙，點了一根，抽了兩口，然後掐滅了，扔進了旁邊的垃圾桶裡。
站起來，拍了拍褲子上的灰，正準備走，目光落在了花店門口的臺階上。
臺階上放著一束花。
不是店裡賣的那種，是野花。
一把小雛菊，用一根草繩扎著，花瓣上還帶著露水，像是剛從野地裡摘的。花束下面壓著一張紙條，紙條被露水打溼了，字跡有些模糊，但還是能看清——五個字：“趙叔，謝謝你！”
林建國蹲下來，把紙條拿起來，翻過來看了看，背面什麼都沒有。
他把紙條夾進筆記本里，把花束撿起來，放在了花店門口的臺階上。他不知道這束花是誰送的，也許是花店的哪個老顧客，也許是在這裡打過工的哪個年輕人，也許是哪個受了趙志遠恩惠卻不知道該怎麼回報的人。
他們在用自己僅有的方式，對一個做錯了事的人說了一句“謝謝你”，這是告訴他：你做過的好事，我們也記得。
這個案子從發案到結案，用了不到一個禮拜，比胡麗麗案短，比王建國案更短。不是因為案情簡單，而是因為趙志遠沒有抵抗。
從始至終，他沒有說過一句“不是我”，沒有推卸過一絲責任，甚至在警車開動的那一刻，他問的第一句話是“她不會死了吧”。
林建國在結案報告上寫最後一行字的時候，筆尖在紙上停了好一會兒，墨水洇開了一個小小的圓點，像一顆凝固了的眼淚。
他看著那個圓點看了幾秒，然後繼續寫完了最後一個字——當他把報告交給高遠的時候，高遠翻了翻，在最後一頁簽了名，合上資料夾，說了句“這個案子，寫報告寫得比辦得還累”。
高遠說得對。
有些案子，辦的是一團亂麻，理清了就過去了；
有些案子，辦完以後會在心裡留一個疙瘩，摸著硬硬的，硌得慌，但你又不知道該怎麼把它化開。
趙志遠的案子就是第二種。
它沒有胡麗麗案那樣複雜的人際網路，沒有王建國案那樣曲折的追兇過程，它簡單。直接。乾淨利落地從一個毒字開始，到一個罪字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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