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六年九月十八日，上海港的晨光是一層淡金色的薄紗，從天際線那邊鋪過來，把黃浦江的水面染成一片緩緩流動的綢緞。宮庶站在外灘的碼頭上，手裡提著一隻從香港帶來的小皮箱，身上穿著一件深灰色的西裝，領帶系得端正。他的頭髮比在香港時短了一些，鬢角修得齊整，臉上架著一副淺茶色的眼鏡——這是他離開香港前，一箇舊關係替他置辦的行頭。證件上印著一個新名字：陳文遠，祖籍浙江寧波，生於新加坡，以經商為業，此番是回鄉探親兼考察生意。
他以這個身份從香港飛到了上海。飛機落地的那一刻他坐在靠窗的位置，透過舷窗看到虹橋機場的跑道上停著幾架民航客機和一架軍綠色的運輸機，機翼上的紅色標誌在晨光裡很醒目。他隨著人流走過廊橋，經過海關櫃檯的時候把護照遞過去，櫃員翻了翻，在上面蓋了一個章，然後朝他點了點頭。整個過程不到兩分鐘。他走過那道門的時候感覺自己的後背有一層薄薄的汗，但等他走到到達大廳的時候，那層汗已經幹了，被九月上海仍然帶著餘熱的風吹得無影無蹤。
保密局在上海的潛伏人員比宮庶預想中來得早。他剛在到達大廳裡站定，一個穿著白色短袖襯衫的中年男人就走過來，手裡舉著一張寫了名字的紙板——紙板上寫的正是他證件上的那個名字。宮庶走過去，兩個人對視了一眼，沒有多餘的寒暄。那人低聲說了一句“車在外面”，然後轉身朝門口走去。宮庶跟在他後面，穿過幾排等待接機的人群，上了一輛深藍色的轎車。
車子在上海的街道上穿行。宮庶坐在後座靠窗的位置，透過車窗看著外面的街景。這是他第一次來上海——或者說，這是他第一次以一個普通旅客的身份來到上海。他上一次接近這座城市是十幾年前的事了，那時候他跟著軍統的調令從北平南下，火車經過上海站的時候停車加水，他站在月臺上買了一包煙，隔著鐵柵欄看了一眼站外的街道，然後就重新上車了。那一眼什麼也沒記住，只記得月臺上擠滿了人，有人說上海話，有人說著他聽不太懂的方言，空氣中瀰漫著蒸汽機車特有的煤煙味。
現在這輛車正行駛在一條寬闊的馬路上，兩側是整齊的行道樹，梧桐的葉子已經開始泛黃，在九月的風裡微微晃動。路邊有人在騎車，車後座上夾著公文包，有人在等公共汽車，站牌下面排著一列整齊的隊伍。街角的早點攤冒著白騰騰的蒸汽，穿著藍布工裝的人坐在矮凳上喝豆漿，碗沿擱著一根油條。宮庶的目光從那些場景上掠過，感覺有什麼東西正在緩慢地、不動聲色地觸動著他的某根神經。他說不清那是什麼，只是覺得這座城市和他想象中的“大陸”不太一樣。
轎車在一棟臨街的小樓前停下來。那個穿白襯衫的男人帶他上了二樓，推開一扇房門，屋裡的陳設簡單——一張書桌、一把椅子、一張床，窗臺上放著一盆綠蘿，葉子爬到了窗框上。“你先住下，”那人說，“證件和船票明天會有人送過來。從上海到重慶的客輪，後天上午開船。你這幾天的活動範圍不要太大，出了門就當自己是來談生意的南洋商人，有人問就說在等一批貨。”宮庶點了點頭。那人沒有再多說，轉身走了，帶上門的時候發出了一聲很輕的咔嚓聲。
宮庶在屋子裡站了一會兒，然後走到窗邊。窗戶朝南，能看到一條窄巷，巷子對面是一家裁縫鋪的背面，晾衣繩上掛著幾件正在滴水的衣裳。一個老婦人從樓下走過，挎著一隻竹籃，籃子裡裝著幾根翠綠的蔥和一塊用油紙包著的豆腐。她走得不快不慢的，像是在跟這清晨的時間商量著什麼。
當天下午，宮庶沒有待在屋裡。他換了一件顏色更深的外套，把證件揣在內兜裡，從二樓下到了街上。巷子裡的風帶著一種微腥的潮氣——河道的味道，隔著幾條街傳過來的。他順著巷子走到了大街上，沒有看地圖，沒有問路，只是隨意地走著。他經過一個菜市場的時候停下了腳步。市場里人頭攢動，青菜堆在竹筐裡碼得整整齊齊，魚在水盆裡潑著尾巴，肉案上的燈光把豬肉的紋理照得清清楚楚。一個小女孩站在菜攤旁邊，手裡舉著一根比她還高的甘蔗，仰著頭讓攤主幫她削皮，攤主手裡的刀貼著甘蔗皮轉了一圈，薄薄的外皮一整條落下來，在地上捲成一道褐色的彎弧。小女孩接過削好的甘蔗，咬了一口，嘴角沾上了一絲透明的汁水。
宮庶站在市場入口處看著這一幕。他不知道自己看了多久，直到有個買菜的大姐從他身邊擠過去，手裡提著一隻撲騰著翅膀的母雞，他才回過神來，往旁邊讓了一步，然後繼續往前走。
他在上海待了兩天。兩天裡他走了很多條街，看了很多東西——工地上的塔吊正在把預製板吊到高處，一群戴藤條安全帽的工人扯著嗓子喊號子，繩子和滑輪之間嘎吱嘎吱地響著，然後一塊巨大的混凝土板緩緩升上去，在空中轉了半個圈，對準了樓面預留的介面，落下去的時候發出一聲很沉的悶響。他看到一個穿白大褂的人從一個掛著“衛生院”牌子的門裡走出來，手裡拿著一支沒點燃的煙，站在門口的陽光下伸了一個懶腰。他看到一個郵遞員騎著綠色的腳踏車從巷口拐進來，車鈴叮鈴鈴地響了兩聲，然後停在了一戶人家的門口，把一封信從門縫裡塞了進去。
這些畫面像一層一層的水彩顏料疊在他眼前，每一層都不重，但疊在一起之後就形成了一種他無法忽視的顏色。他想起來自己在香港聽人說過大陸的事情，那些描述大多是灰的、緊的、冷的。但他此刻看到的顏色不太一樣——它帶著溫度，帶著一種向上生長的力量，像是春天剛過、夏天還沒來透的那種時候，葉子正在從嫩綠轉向深綠，每一寸都在悄悄地、使勁地往大了撐。
那天晚上他在旅館房間裡打開了自己隨身帶來的那捲剪報，但沒有看。他只是把它從內兜裡掏出來放在枕邊，然後走到窗前站了一會兒。窗外的上海夜色正在亮起來，遠處有燈火，近處也有燈火，零零星星的，但每一個亮著燈的窗戶後面都住著人，都在過著自己的生活。他想起自己第一次離開家去北平讀書那一年，十六歲，穿著母親縫的那件藍色棉袍，站在火車站臺上，手裡攥著一張硬座票，心裡想著“我要去一個更大的地方了”。那時候他覺得什麼都有可能，覺得只要往前走了就能走到更亮的地方去。
他十六歲那年參加了“一二九”運動。北平的冬天天冷得能凍掉耳朵，他在隊伍裡舉著一面旗子走，旗杆是竹竿做的，又輕又細，在他手裡微微發著抖。他那時候還不叫宮庶——這個名字是後來進入軍統之後改的。他站在隊伍裡跟著喊口號，嗓子第二天就啞了，但他整整三天沒跟任何人提起自己嗓子疼的事，他覺得那是一件值得驕傲的事。後來他跟著南下的隊伍走了很遠的路，腳底磨出了水泡又磨破了，他坐在路邊撕襪子的時候看到同行的幾個學生正在互相包紮傷口，他們用一塊乾淨的白布把那人的手掌纏了一圈又一圈，動作笨拙但認真，像是正在完成一件非常重大的事。
那些人的臉他大多已經不記得了。但他記得那種感覺——那種“你在做著重要的事、你正在和一群人在做著同一件重要的事”的感覺。那種感覺在他後來的很多年裡漸漸變淡了，被軍統內部的猜忌、被一次次任務的生死時速、被香港那間雜貨鋪裡的日復一日一點點磨薄了，像一塊反覆摺疊的紙，摺痕處已經快要斷了。
宮庶站在窗前，把窗戶推開了一條縫。九月的夜風從縫隙裡灌進來，帶著黃浦江的氣息，帶著這座城市的呼吸聲。他關上了窗，轉身回到床邊坐下來，把枕邊那捲剪報重新拿起來，攥在手心裡。紙卷的溫度和他的掌心正在慢慢地趨於一致。
第二天下午，船票送到了他手上。一張薄薄的硬紙片，上面印著“民生輪船公司”的字樣和一個座位號。送票來的人告訴他船是後天上午九點從外灘碼頭髮船，沿長江上行，經南京、蕪湖、九江、漢口、宜昌，最後到達重慶，全程大約需要五天。宮庶接過船票的時候看到那人又遞過來一個小信封，裡面裝著一疊鈔票和一張寫著“如有盤查，以此聯絡”的小卡片，卡片上是一個地址和一個人名。他把信封和船票一起放進了外套內兜裡，和那捲剪報貼得很近。
九月二十日上午，宮庶登上了那艘客輪。船不算大，但船艙整潔，甲板上的欄杆刷著一層嶄新的白漆，船舷上印著船名，字跡在晨光裡泛著溫潤的光。他訂的是一間三等艙的單人鋪位，房間不大，但有一扇舷窗。他把小皮箱放在床鋪底下，在床沿坐了一會兒，舷窗外面的碼頭上正在陸續上客，有挑擔子的、有抱孩子的、有拎著老母雞的，熱鬧而嘈雜。汽笛在九點整準時響了，長長的、低沉的，像是從船腹深處發出來的一聲巨獸的嘆息。船身開始晃動，岸上的碼頭正在緩慢地後退，退到快要看不清上面的人的時候，船已經正式進入了江道。
宮庶走到甲板上站著。江風很大，吹得他的外套下襬往後拍打著他的腿側。船在江面上劃開一道人字形的白色水痕，兩岸的景物正在緩緩地向後移動——先是城市的天際線、廠房和煙囪，然後是逐漸變寬的田野、村莊、成片的樹叢。他看到江岸上有人在勞作，水田裡有人彎著腰插著什麼，遠處一條灌溉渠正在陽光下泛著細碎的白光，像一條銀色的帶子被隨意地擱在了綠色的絨布上。
船在長江上走了五天。每一天的風景都在變化，從江南的水鄉到兩岸漸高的丘陵，從丘陵之間夾著的平壩到可以隱約看到山影的中游。宮庶每天都會在甲板上站一段時間。他發現自己正在不自覺地做著這件事——站在船舷邊，看著江岸上的一切慢慢流過他的視野。他看到過一群孩子在江邊淺灘上玩水，光著脊背，在午後的陽光裡像一群黑色的小魚；他看到過一個老人在岸邊的一塊大石頭上坐著，手裡捏著一根釣竿，頭微微低著，像是已經睡著了一樣；他看到過一片正在建造中的廠房，磚紅色的牆已經立起來了，房頂的鋼架還沒有封頂，風從鋼架之間穿過去的時候發出嗚嗚的響聲，像是有人在吹一隻巨大的洞簫。
他看到這些的時候，會不自覺地想起十六歲那年跟著南下隊伍走過的那條路。那時候路兩邊的田野比現在荒蕪，村莊比現在破敗，路上的人面黃肌瘦地走著，低著頭，像是肩膀上壓著一副看不見的擔子。而現在他看到的人們——在船上遇到的、在碼頭上看到的、在江岸上遠遠望見的——他們的臉不太一樣了。他沒法準確地描述那種不一樣在哪裡，但他能感覺到，像是一塊石頭經過了很多年的水流沖刷之後，稜角沒有了，但圓潤的表面上泛著一層從前沒有的光。
船上的人不多。宮庶在船上幾乎沒有跟人交談，他只是坐在自己的鋪位上翻看那份剪報，或者站在甲板上看著江景。客輪沿途停靠了四五個碼頭，每一次停靠都有乘客上下，碼頭上有人在叫賣食物——茶葉蛋、橘子、蒸好的玉米——宮庶沒有下去買，但他站在船舷邊看著那些叫賣的人，其中一個老婦人穿著一件洗得發白的藍布衫，頭髮梳得整整齊齊，面前擺著一隻竹籃，籃子裡裝著用舊報紙裹好的燒餅，她笑盈盈地跟每一個下船的乘客打招呼，聲音脆亮得像一把炒熟了的豆子撒在簸箕裡。
船到宜昌的時候天色已經有些晚了，暮色從兩岸的山脊線上垂下來，把江水染成一種暗褐色的深紅。宮庶站在船尾，看著船在江面上轉了一個彎，轉過彎之後前面的江面陡然收窄，兩岸的峭壁迎面逼來，像是整條江正在被兩扇巨大的石門夾在中間。他看著那幅景象，忽然想起了自己第一次看到長江時的場景——那是他參加“一二九”運動之後南下的時候，隊伍走到了漢口，他們在江邊紮了營，他坐在堤壩上看著江面上往來的船隻，一艘運煤的駁船正從他的視線裡緩緩經過，船上的煤堆被帆布蓋著，帆布被風吹得鼓起來又癟下去，像一隻巨大的肺正在一張一合。他那時候坐在堤壩上想，這條江這麼寬，從這裡可以到那麼多地方去，只要上了船就能一直往前走，走到哪裡都是新的。
他那時候的心裡裝著一種很乾淨的東西。那東西和後來的軍統無關，和保密局的委任狀無關，和香港那間雜貨鋪裡的柴油味無關。他那時候只想往前走，走到一個他能真正派上用場的地方去。
船在第五天的清晨抵達了重慶。宮庶在艙房裡收拾好了皮箱，把剪報重新放進內兜裡，把那張寫著重慶地址的紙條又默唸了一遍。他走上甲板的時候晨霧正從江面上一點點散開，像是有人在從高處往水面上倒水，倒著倒著就把那些白紗一樣的霧衝散了。他看到了重慶的碼頭，看到了碼頭上那些熟悉的、又有些陌生的建築輪廓，看到了臺階上正在往上爬的人影。
他站在船舷邊沒有動。風把他的外套前襟吹起來又放下，放下了又吹起來。他手握著冰涼的欄杆，看著重慶的晨霧一點一點散盡，像是在看一幅畫正在慢慢地、一張張地揭開覆蓋在上面的薄紙。紙下面露出來的那張臉，他既熟悉又陌生，既像是在等著他，又像是還不知道他要來。
汽笛又響了一聲。船正在減速，碼頭正在一寸一寸地靠近。
宮庶提起皮箱，轉身朝艙門走去。他的腳步在甲板上發出有節奏的聲響，每一步之間的間隔都差不多——不緊不慢的，像是一個已經走完了很長一段路的人，正在最後這幾步裡把所有該收的東西收進同一個口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