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裡的男人穿著舊式的警服，肩章上只有一條杠一顆星——他退休時只是一名普通的派出所民警，一輩子沒當過官，沒立過大功，最大的成就就是在自己轄區的菜市場裡抓了三十多年的小偷小摸和打架鬥毆，轄區裡的老商戶都叫他“林叔”。
林墨端著餃子走過去，站在父親遺照前沉默了一會兒。
她每次破了什麼大案子，都會回來給父親供一碗餃子。
從顧望川滅門案到季懷古案，從許良發落網到紀長川案，每一碗餃子都代表一個被她送進監獄的罪犯。
但今天這碗餃子不一樣——今天她要查的，正是父親當年最擅長處理的那些“小事”。
那些事情從來不會出現在立功受獎的名單上，但它們構成了這座城市最底層的秩序和安全感，是每一個像父親那樣默默無聞的基層民警用一生的時間一件一件去做的。
第二天一早，孫家的兒媳婦果然來了。
她叫張秀蘭，五十出頭，在社群做保潔員，穿著一件洗得褪了色的藍色工作服，袖口磨出了毛邊。
她站在市局大門口猶豫了很久，保安看她一首在門口徘徊，主動上前問她找誰，她說找林局長，保安問她有沒有預約，她搖了搖頭，嘴唇哆嗦著說不出完整的話。
保安給林墨辦公室打了電話，林墨讓秘書下樓把人帶上來。
張秀蘭被領進局長辦公室的時候，整個人拘謹得不知道該往哪兒站。
她這輩子進過的最大的政府機構就是社群居委會，從來沒想過有一天會坐在公安局局長的辦公室裡。
林墨讓她在沙發上坐下，給她倒了杯水，張秀蘭接過水杯的時候手抖得厲害，水灑了好幾滴在茶几上，她慌忙用手去擦，越擦越緊張，臉紅到了耳根。
“林局長，我真的不知道該找誰了。”
她開口第一句話就帶著哭腔，聲音沙啞而疲憊，“我弟弟耿三在城西菜市場賣魚，被市場管理辦的人打了，膝蓋骨骨折，現在還在醫院躺著。
我們去派出所報案，派出所說是民事糾紛，讓我們自己去法院起訴。我們去找市場監管所，監管所說市場管理辦不是政府機構，他們管不了。
我們去找街道辦，街道辦說菜市場的管理權在區商務局。我們去找區商務局，商務局說他們己經把市場經營權承包出去了，出了事找承包方。
承包方就是那個打人的市場管理辦——他們自己承包的市場，自己打的人，我們找他們有用嗎？”
她說這段話的時候一首在哭，眼淚順著粗糙的臉頰往下淌，她用手背不停地擦，擦也擦不乾淨。
林墨從辦公桌後面站起來，坐到了她對面的沙發上，把茶几上的紙巾盒推到她面前。
這個動作讓張秀蘭愣了一下——她印象中的大領導都是隔著辦公桌居高臨下地跟你說話，問三句答一句，五分鐘之內秘書就會進來提醒領導下一個會議要開始了。
但林墨沒有。
林墨坐在了她對面，距離她不到一米，膝蓋幾乎能碰到她的膝蓋，眼神里沒有任何不耐煩和敷衍，只有一種沉靜的、專注的傾聽。
“張大姐，你別急，慢慢說。”
林墨翻開筆記本，把張秀蘭說的每一句話都記了下來，“你弟弟在哪家醫院？打他的人叫什麼名字？有沒有目擊者？市場管理辦公室的負責人是誰？”
張秀蘭被林墨這種認真的態度鎮住了。
她原以為局長最多就是客氣地聽她說幾句，然後讓秘書轉給下面的部門去處理就完了。
但林墨不僅拿出筆記本一條一條地記，還問得特別細——打人的工具是什麼？是拳頭還是鋼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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