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人裡有她的老部下，有她素未謀面的基層派出所長，有跟她共事多年但近一年來明顯跟她保持了距離的中層幹部，也有幾個她心知肚明在背後說過她“太左”“太絕”“不給下面留活路”的人。
她沒有看稿子，雙手撐在講臺兩側，目光從第一排掃到最後一排，然後開口了。
“今天這個會，不是來表揚誰的，也不是來罵誰的。這個會是來解決問題的。什麼問題？立案率。我知道在座的很多所長聽到這三個字就頭疼——
市局考核要立案率，分局考核要立案率，年底評優評先還是看立案率。立案率高了說你轄區治安差，立案率低了說你執法不作為。左右不是人。”
臺下有人輕輕笑了一聲，但很快又收住了。
“但我今天要告訴你們的是——從今天起，市局對派出所的考核指標中，不再把立案率作為硬性考核項。誰要是再為了立案率好看而把該立的案子壓著不立，我查到一個處理一個。誰要是再為了考核好看而把刑事案件調解成治安案件，我也查到一個處理一個。
反過來，誰要是認真立案、依法辦案，哪怕你轄區的立案率全江都最高，年底評優我照樣給你頒獎。因為立案率高不丟人，說明你在幹活。立案率低才丟人，說明你把老百姓的訴求當成了考核的累贅。”
臺下開始有人交換眼神。
這個變化太大了——立案率考核是壓在基層派出所頭上幾十年的一座大山，今天林墨一句話就要把這座山搬掉。
有人欣喜，有人懷疑，有人在心裡盤算著這話到底是真心的還是做做樣子。
林墨沒有給他們太多思考的時間，她繼續說下去。
“我給你們講一個案子。城西菜市場，一個叫耿三的賣魚攤販，被市場管理辦的人用鋼管打斷了膝蓋骨。他報了警，派出所出了警，最後以民事糾紛調解了事。
後來我讓人去查這個案子，發現派出所的接警記錄上寫的是‘雙方因攤位擺放問題發生口角，經調解自行協商解決’。‘口角’這兩個字，把一個膝蓋骨粉碎性骨折的刑事案件，變成了連治安案件都算不上的鄰里糾紛。
耿三在醫院裡躺了將近一個月，那段時間裡他姐姐張秀蘭西處求告無門，跪在地上求我母親幫忙說句話——我母親是個退休小學老師，她唯一的本事就是給我包餃子。一個老百姓被人打斷了腿，最後只能跪在一個退休老師面前求她女兒幫忙，這是正常的嗎？”
臺下鴉雀無聲。剛才那些交換眼神、低頭私語的人，此刻全都安靜下來了。
“我今天說這個案子，不是為了追究誰的責任——該追究的己經追究了，城北派出所原所長鍾思誠己經被撤職。我說這個案子，是想讓你們所有人都記住一句話：
派出所是老百姓遇到麻煩時敲的第一扇門。如果這扇門敲不開，他們就不會再敲了。他們不會再相信警察，不會再相信法律，不會再相信這個社會還有公道。
他們會用自己的方式去解決——用拳頭，用菜刀，用汽油。到那時候，我們的治安就不是考核指標好不好看的問題了，是失控不失控的問題。”
林墨停了幾秒，端起講臺上的水杯喝了一口。
她的目光掃過臺下一張張或凝重或沉思的臉，然後翻到講話稿的最後一頁——那裡有她昨晚加上去的那段話。
她沒有照稿念，而是把稿子放在一邊，雙手重新撐在講臺兩側，用一種比之前更沉、更慢的語速說了出來。
“我父親也是警察。他幹了一輩子，沒當過官，沒立過大功，退休的時候肩章上只有一條杠一顆星。他退休前跟我說過一句話，他說——‘墨墨，警察這個職業，最怕的不是壞人太兇，是你自己人寒了心。老百姓的心寒了，你抓再多壞人也沒用。因為在他們眼裡，你跟壞人是一夥的。’
這段話我爸跟我說的時候，我剛從警校畢業，聽不懂。現在我在這個位置上坐了一年半，打了商硯舟，打了季懷古，打了許良發，打了紀長川，打了裘永昌，打了刁德彪，打了耿長富——我打的每一個案子，最後牽出來的保護傘幾乎都有我們公安系統的人。
我不覺得丟人，因為我自己行得正。但我心裡難受——難受的不是這些害群之馬的存在，而是為什麼每一次我撬開黑惡勢力的殼，都能從裡面找到穿著警服的自己人？
我今天把話放在這裡——從今往後，在江都市公安系統，誰再給黑惡勢力當保護傘，我林墨第一個不放過他。不管你是什麼級別，不管你背後站的是誰，我查到一個抓一個。這不是威脅，這是承諾。”
禮堂裡安靜了足足五秒鐘。
然後孟懷遠第一個站起來鼓掌，緊接著整個禮堂的掌聲像潮水一樣湧上來，拍得天花板上的燈光都在微微顫動。
林墨沒有鞠躬，沒有微笑，只是微微點了點頭，然後轉身走回主席臺中央坐下，重新攤開面前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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