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時間，江城一院，五樓主任辦公室。
劉建平面前的手機響了。他看了一眼來電顯示，接起來，聲音壓得很低：“有訊息了？”
“劉主任。”電話那頭是那個中間人，語氣比上次客氣了不少，“您託我遞的話，那邊回了。”
“怎麼說？”
中間人頓了一下：“您說的那個姓葉的，三年前在京城……查不到。人名、檔案、從業記錄，一樣都對不上，像是被人刻意抹過。”
他頓了頓，聲音又低了幾分：“那邊的人託我帶句話——這人的水，深得很，勸您別往下碰。”
劉建平握著手機的手，指節發白。
“查不到？”他笑了一聲，聲音乾澀，“一個在建材店搬過水泥的贅婿，能有什麼查不到的？”
中間人沒接這個話，只說：“話我帶到了。劉主任，聽我一句，這事就到這兒吧。”
電話掛了。劉建平坐在椅子裡，半天沒動。窗外的天灰濛濛的，樓下的門診樓頂亮著“江城一院”西個字。
他翻出抽屜裡那份檔案，紙邊翻得捲了，他翻過無數遍，學歷、履歷、從業記錄，乾淨得挑不出毛病。
越乾淨，越像被人擦過。三年前，京城，一片空白——那空白底下埋著什麼，他猜不到，可中間人的那句“水很深”，像根刺一樣紮在喉嚨裡。
他想起那個姓葉的年輕人站在約談現場的樣子。面對一屋子人，不慌不忙，連話都不多。他當時只當是窮小子強撐著的鎮定，如今回頭再看，那份鎮定底下，怕是有真東西墊著。
電腦螢幕上還留著沈濤那份複查報告的掃描件，他存了三個多月，隔三差五就要翻出來看一遍。
甲胎蛋白一路往下掉的曲線，他看了無數遍，越看越覺得心裡發涼——那組資料是真的，他找化驗室的人核過三遍，挑不出毛病。
一個他看不上的年輕中醫，把一個被判了死刑的晚期病人救了回來。光這一件事，就夠他煩一整年。
下午，科室裡有人議論協會的事，說孫會長最近低調得反常，約談的事再沒人提了，有人遞話過去問，對方只擺手說“誤會，都過去了”。
劉建平聽了一耳朵，什麼都沒說。他拉開辦公桌最下面那層抽屜，把檔案原樣放回去，鎖上了。
查不到。協會也斷了。
他望著窗外灰撲撲的天，頭一回覺得，那個年輕中醫背後那團霧，比他想的大得多。
可他偏偏又不甘心——這口氣堵在胸口，上不來，也下不去。辦公室裡沒人，他坐了很長時間，首到窗外那盞燈亮起來。
晚上，醫館打烊。
葉辰把診桌收拾乾淨，又把明天要用的藥鬥歸了位。這是他的習慣，不管白天多忙，收攤時總要自己動手，從不假手旁人。蘇晴曾笑他這是“職業病”，他也沒改過。
蘇晴坐在燈下對賬，筆尖在紙上沙沙地響。葉辰收拾完，把老周發來的報告提綱在手機上看了一遍，抬起頭：“下個月十二號，省裡那個學術交流會，我得出趟門，大概兩天。”
蘇晴沒停筆：“嗯。”
“小濤那個病例，他們想讓我上去講。”
蘇晴的筆尖頓了一下，又繼續寫：“該去。”
她寫完一行字，把筆擱下，抬頭看他：“你這一身本事，不該一首窩在江城這個小醫館裡。該出去讓人看看。家裡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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