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月底，蘇棠的拉赫瑪尼諾夫第二協奏曲終於被劉老師認可了。不是那種“彈得很好”的認可，而是“可以了，往下走”的認可。劉老師說這句話的時候表情沒有什麼變化，但蘇棠知道這三個字的分量。她之前彈的幾首曲子，劉老師從來沒有說過“可以了”，永遠都是“再練”或者“還不夠”。這次說“可以了”，蘇棠在琴房裡坐了很久，手放在琴鍵上沒有動。
她給葉道打電話。葉道正在食堂吃飯，周圍很吵，他走到外面去聽。
“劉老師說可以了。”蘇棠的聲音有一點抖。
“哪首？”
“拉赫第二。第二樂章。”
“恭喜。”
“不是恭喜。是終於。”蘇棠吸了一下鼻子，“你知道嗎，這首曲子我從去年暑假開始練，到現在快一年了。一年，才換來一句‘可以了’。”
“有些東西就是需要這麼久的。”葉道說，“你不是在浪費時間。你是在把這一年過成能留在琴聲裡的東西。”
蘇棠沒有說話。過了幾秒，她輕輕說了一句：“你什麼時候變得這麼會安慰人了？”
“我不會安慰人。我只是說我想的。”
“那你想的還挺對的。”
掛了電話，葉道回到食堂。飯己經涼了，他把剩下的幾口扒完，端著餐盤去回收處。食堂裡的電視在放新聞，聲音被嘈雜的人聲蓋住。他看著螢幕上滾動的字幕，什麼內容都沒看進去。
林婉在新加坡的論文交了終稿。導師給了高分，說結構清晰，論證充分，英文也寫得地道。室友說她太捲了，她說不是卷，是不想讓自己閒下來。一閒下來就會想一些沒用的東西。比如上海的梧桐絮是不是還在飛，比如那個人的外套換了沒有，比如他的劉海是不是又長到遮眼睛了。她想起去年這個時候，她還在復旦的臺階上等他，手裡提著兩杯奶茶。現在她在新加坡，他在上海，中間隔著一個南海。
五月初，葉道做了一件事。他把蘇棠寄來的那張CD從抽屜裡翻出來，用手機翻錄了一份，存進一個叫“蘇棠”的資料夾。然後把CD裝回盒子，放進揹包裡。第二天他去學校圖書館還書的時候，路過音像店，買了一個透明的CD盒。他把蘇棠的CD從原來的盒子裡拿出來，放進新盒子裡，又放回抽屜。原來的盒子他留下來了，因為封底有她手寫的那行字。他把那個紙盒放在書桌的角落，跟那本翻爛了的金融學教材並排立著。
方遠在五月中旬發來一條訊息，說周小雨想辭職。葉道問她為什麼，方遠說她覺得壓力太大，寫不出好指令碼了，想休息一段時間。葉道說：“你讓她給我打電話。”周小雨打來電話的時候，聲音有點啞。她說自己最近怎麼寫都不對，發出去的幾期資料都不好，方遠雖然沒有說她什麼，但她自己受不了。
“你覺得問題出在哪？”葉道問。
“我也不知道。就是腦子裡空了，什麼都想不出來。”
“那就休息。一週不寫，只看書，看影片，逛街，什麼都行。”
“可是賬號要更新啊。”
“更新的事方遠會想辦法。你把自己養好了再回來。”
周小雨沉默了一下。“老闆，你不罵我？”
“罵你做什麼。你又不是機器。”
周小雨哭了一聲，很短，像是不小心漏出來的。她說謝謝老闆，然後掛了。葉道坐在桌前，看著窗外。梧桐樹的葉子己經長滿了，綠得發亮。他想，每個人都會有寫不出東西的時候。他前世也有過，坐在空蕩蕩的辦公室裡，盯著螢幕，一個字都寫不出來。那時候沒有人對他說“休息一下”，因為他不允許自己休息。現在他學會了對別人說，但對自己還是說不出口。
蘇棠開始準備決賽的曲目了。決賽在廈門，八月，賽制是三首自選曲目，總時長不超過半小時。劉老師給她選了巴赫、肖邦和拉赫瑪尼諾夫，三首風格完全不同。巴赫要彈得乾淨，肖邦要彈得自由，拉赫瑪尼諾夫要彈得有力量。蘇棠每天早上去琴房，先彈一遍巴赫的熱手，再練肖邦，下午全部給拉赫瑪尼諾夫。她給自己排了一張時間表，每個小時做什麼寫得清清楚楚，貼在琴房的牆上。
她把時間表拍下來發給葉道。葉道看完之後說：“你這個比我的課程表還密。”蘇棠說：“你的課程表是上課，我的課程表是活著。”葉道看著這幾個字，覺得她說得對。他拿起筆，在筆記本上重新列了一份時間表，把吃飯和睡覺也寫進去了。不是因為他不忙了，是因為他不想讓自己活得像一臺沒有感情的處理器的機器。
五月的最後一天，林婉發來一條訊息。她說新加坡的學期快結束了，六月底回國，不經過上海，首接回老家。葉道問她不打算來上海？她說：“不來了。在家待幾天，然後回學校準備論文。”葉道說：“好。”林婉又說：“你暑假去北京的事，定了？”葉道說：“定了。八月初。”林婉沒有再回。
葉道把手機放下，拿起桌上的可樂喝了一口。可樂己經不冰了，甜味很衝，他喝了一半就放下了。他想起去年夏天，林婉在上海的時候，他們每週三吃飯。她總是不動聲色地把辣菜挪到他那邊，把不辣的放在自己面前。她從來不問他吃不吃辣，她只是記住了。他端起那杯不冰的可樂，又喝了一口。不知道是因為不冰了，還是因為別的什麼原因，總覺得味道跟以前不一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