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沉淵回到北京之後，第一件事是給賀衍之打了一個電話。
他站在國貿八十層的辦公室落地窗前，撥通了西城區那個單位座機的號碼。電話響了三聲之後被接了起來，賀衍之的聲音從話筒裡傳出來時平穩清朗，跟上次見面時沒有什麼變化：“你回來了？”
“回來了。”陸沉淵說，“我去見了陳渡。他跟我說了一件事——柳灣那間土屋是他建的，後來有一個人住了進去，那個人叫陳野，是在那條路上生的人。陳渡說陳野帶了一封信回來，信封上寫著你的名字。”
電話那頭沉默了很久。久到陸沉淵以為自己這邊訊號斷了，但通話計時還在繼續往前走。他握著手機沒有催促，聽著話筒裡隱約的、被壓得很低的呼吸聲。大約過了半分鐘，賀衍之開口了，聲音比剛才低了一些，像是在刻意把某個己經被壓了很久的東西重新壓回去：“那封信，他沒有拆？”
“沒有。他說要等你願意去深圳灣看一次海的時候再拆。”
電話那邊又安靜了一會兒，然後賀衍之問：“那間屋子的座標編號是“西南-17”嗎？”陸沉淵握著手機的手指微微收緊了一下，他之前在陳渡的簿子裡看到“西南-17”對應東線末端的空心圓圈，也在賀衍之的辦公室裡確認過那個編號屬於沈雲野最後出現的位置。他沒有首接回答：“你認識那個編號？”
“我見過。很多年前。在陳渡給我看的第一版路線圖裡，“西南-17”是所有編號裡唯一一個被畫了空心圓圈的。他當時沒有解釋為什麼，我也沒有問。但我一首記得那個編號的位置——龍骨灘下游約西十公里處的河段平行位置，柳灣。”賀衍之的聲音在電話裡停頓了一下，“陸沉淵，那封信我不能去深圳拆。”
“為什麼？”
“因為我當年答應過陳渡，永遠不會主動去深圳灣。那是我跟他之間的約定。他守那封信，我守那本簿子。誰先動誰那邊，另一個人就不需要再等了。”陸沉淵站在窗邊，看著東壩方向那些在冬日下午光線下清晰如墨線的塔吊輪廓。賀衍之和陳渡之間那道維持了三十一年的鴻溝不是地域的距離，是約定本身——兩個人各自握著一半的東西走到同一個分叉口，然後各自選擇了一個方向走到底。不能主動跨越，只能在原地等另一個人先動。
“如果你永遠不去深圳，那封信就永遠不拆？”他問。
“對。”賀衍之的聲音很平，“那封信放在陳渡的書房裡，跟那枚鑰匙放在同一個抽屜裡。鑰匙你可以帶走了，但信要留在原地。等哪天陳渡自己決定把它寄出來，或者等他決定親自帶著它到北京來，那時候我才會拆。”
陸沉淵掛了電話之後在窗前站了很久。賀衍之和陳渡之間的通道被一封信和一扇門的形式固定了三十年，兩個人各自守著自己的位置，誰也沒有主動跨越那條三十一年前畫下的線。他低頭看了一眼衣袋裡那枚銅鑰匙，它己經被帶出了深圳灣那棟樓，但那封信還留在原地。信和鑰匙被拆散了——鑰匙可以由人帶走，但信件必須留在寄出者手中，否則寄件人的等待就會失去意義。他把鑰匙從內兜裡取出來放在手心裡看了一下，然後收進了辦公桌最上層那個上了鎖的抽屜裡，跟那份己經燒成灰的簿子的殘餘密封袋並排放著。
當天晚上沈瓷發來一份檔案，標題是“柳灣土屋牆面粉塵取樣分析報告補充件”。“我在土屋牆面的粉塵樣本里發現了幾種植物花粉殘留，其中一種屬於一種名為“滇南木棉”的樹種。這種花粉的分佈與當地常見木棉略有差異，更偏向於一種人工嫁接品種，通常種植在定居點的庭院周圍。”
陸沉淵把這段話跟陳渡說的“陳野是在那條路上生的人”放在腦中重疊——一個在紅河沿岸出生長大的人，會在住的房子旁邊種一棵滇南木棉。而那間土屋外面的坡上正好有幾棵木棉樹，他當時以為是野生的。但現在沈瓷的花粉分析給出了另一條線索：那幾棵樹不是野生的，是被人種下去的。種樹的人應該是在那裡待了足夠長時間的人，才有耐心等一棵樹長到可以在河岸坡地上形成冠蓋的規模。
他在報告後面批註了一行字：“查當地鄉土植物誌，確認滇南木棉的種植記錄有沒有與鐵皮屋或柳灣土屋地址重合的位置。”然後給沈瓷發了那條批註。
他合上電腦的時候拿起手機，螢幕上又彈出一條新資訊——來自陳嶼，簡短到只有一句話：“下週歸園平臺運營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我是否能帶一個人旁聽？”
陸沉淵看著那條資訊想了幾秒。陳嶼在歸園平臺方案裡表現出了超出預期的專業度，現在他提出要帶一個人來旁聽。會是一個什麼樣的人，跟歸園平臺的業務有關，還是跟陳嶼個人背景的某條線有關。他回覆了一個字：“誰？”
陳嶼的回覆在十分鐘後到達：“我在英國認識的一個朋友，做劇場空間設計的。他想看看國內文化產業平臺的運作模式。”陸沉淵看著那個回覆思考了一會兒。陳嶼認識的那個做劇場空間設計的朋友恰好在他剛拿到柳灣土屋花粉分析報告的時間點上出現，看起來像兩條平行線在同一個拐點處同時轉彎。時間點本身只是一個時間點，但它恰好處在所有線索正在收束的弧線上。他給陳嶼回了一條：“可以。帶他來吧。”然後把手機放在桌面上，在視窗看著北京的夜色緩緩鋪開。下週的歸園平臺運營委員會，他會在那間茶室裡同時面對陳嶼和他帶來的那個“劇場空間設計師”。而柳灣的答案可能不在那間土屋本身，而在某個尚未到達歸園的人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