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千里之外的陝西，卻是另一番景象。
西安府，渭南縣。
縣衙門口圍了一兩百人。這些人衣衫襤褸，面黃肌瘦，顯然是連年災荒中掙扎求生的窮苦百姓。他們圍在縣衙門口，沒有鬧事，只是靜靜地站著。一個領頭的中年漢子站在最前面，手裡拿著一張紙，高聲念著什麼。他的聲音沙啞，卻帶著一股壓抑不住的憤怒。
“朝廷賑災的糧食呢？被縣太爺扣下了！吳王在南洋分了三十萬畝地給窮苦人，咱們陝西呢？土地都在那些鄉紳老爺手裡！咱們租他們的地種，交了租子剩下不夠餬口的！如今大旱三年，井都幹了，地都裂了，他們還要咱們交租！”
人群中傳來一陣嗡嗡的附和聲，有人在喊“沒天理”，有人在叫“讓縣太爺出來說話”。但更多的人只是沉默地站著，眼中含著麻木的憤怒。他們不像那些敢下南洋的河南山東人，離海太遠，沒見過船，不知道南洋在哪兒，也不知道怎麼去。他們只知道一件事，活不下去了。
知縣躲在衙門裡不敢出來。兩個衙役守在門口，握著水火棍，手心裡全是汗。他們知道，這兩百人若是真的衝進來，他們這兩根水火棍根本擋不住。
“各位鄉親，各位鄉親！”知縣終於從門縫裡探出半張臉，聲音發顫，“本官已經向巡撫衙門遞了文書，請求開倉放糧！你們再等幾日——”
“等幾日？”那領頭的中年漢子冷笑一聲，“去年你說等幾日，等了半個月，咱們等來了一斗發黴的陳米！前年你說等幾日，等了二十天，等來了一紙空文！咱們還等什麼？等你把庫裡的糧食都賣光了再走嗎？”
知縣的臉白得像紙一樣，說不出話來。
就在局面一觸即發的時候，一個老者從人群中走了出來。他鬚髮皆白，拄著一根竹杖，看起來至少有七十歲了。他走到那中年漢子面前，按了按他的手臂，然後轉過身，面對縣衙門口的知縣：“老朽姓趙，是這渭南縣的童生，考了一輩子也沒考上個秀才。但老朽活了七十年，知道一個道理，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知縣大人，你莫要覺得咱們陝西人老實，就不會鬧事。”
他頓了頓，渾濁的目光掃過身後那些衣衫襤褸的面孔，聲音提高了幾分：“咱們都是漢人，漢人不該餓死。吳王殿下說，漢人要互相幫扶，不能看著自己人餓死。咱們不是要造反，咱們是要吃飯。知縣大人若是做不了主，那咱們就自己去省城，去巡撫衙門，要一個說法。”
人群中爆發出一陣喝彩聲。知縣面如土色，終於徹底縮回了門內，不敢再露面。
這樣的情景，在陝西和山西兩省，正在加速蔓延。渭南。大荔。蒲城。韓城——一個個縣城的城牆根下，聚集的百姓從幾十人到幾百人不等。他們沒有武器，沒有組織，只有一張嘴和一條命。他們的訴求很簡單：要麼開倉放糧，要麼減租減息，要麼乾脆給他們指一條活路，就像吳王給河南和山東人指的那條路一樣。
陝西巡撫李思孝連續發了三道急報進京，請求朝廷調撥糧款賑濟。但戶部的回覆一次比一次含糊，先是說“庫銀不足，待籌”，然後說“已撥銀元五萬，由地方自籌”，緊接著又是“東南漕運因河道冰封暫阻，開春後即發”。李思孝看著這些回覆，氣得把茶盞摔在了地上。
地方上計程車紳們也坐不住了。合陽縣有個姓張的大地主，家裡有良田上千畝，佃戶兩百多家。這年冬天，佃戶們集體找上門來，要求減租。
張家老爺本想叫人把佃戶打出去，結果那些佃戶往門口一坐，既不吵鬧也不動手，只是靜靜地說：“老爺，咱們都是漢人。吳王殿下說，漢人不能看著漢人餓死。您要是非逼我們交全租，那我們就只能去省城告狀了。反正餓死也是死，不如拼一把。”張家老爺氣得渾身發抖，但他心裡清楚如今這世道，不一樣了。以前佃戶們是不敢這樣的，就算餓死也不敢鬧事。可現在，吳王那些話傳遍天下，“漢人”兩個字變成了窮苦人手裡的一張牌。他們終於找到了一個可以拿來跟地主講道理的由頭。
張家老爺最終妥協了，減租三成，緩交半年。訊息傳出去後，周圍的幾個地主也紛紛效仿。雖然有人罵他軟弱，但更多的人心知肚明：這不是軟弱，是識時務。
山西那邊的情況更復雜一些。晉南的幾個縣已經出現了零星的暴力事件，有地主被闖入家中的饑民亂棍打死，有糧倉被鬨搶。山西巡撫週一梧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連續向朝廷發了好幾道告急文書，又在省城太原張貼告示，嚴令各地官府開倉賑災，同時調集兵丁彈壓鬧事的饑民。
但那些兵丁本身也是窮苦人出身，看著那些面黃肌瘦的同胞，根本下不去狠手。有幾個帶隊彈壓的千總甚至私下裡對饑民說：“你們別鬧得太過分，咱們面子上過得去就行。鬧大了，上面怪罪下來，咱們也不好交代。”饑民們心領神會，於是鬧事的規模控制在了一個微妙的範圍內，既能讓官府緊張，又不至於引來真正的鎮壓。
這種微妙的平衡，在朱常治的民族主義思想澆灌下，正在以一種前所未有的方式改變著大明底層社會的生態。
十二月二十，杭州，吳王府。
朱常治坐在書房裡，面前擺著兩份截然不同的報告。一份是關於河南。山東移民南洋的進展情況，上面密密麻麻地列著各種數字：截至臘月中旬，從寧波。泉州。廣州三港發出的移民船共計四十七批次，運送移民三萬八千餘人；南洋各衛所已接收並安置移民兩萬六千餘人，餘下的正在陸續分配。報告末尾用紅筆加了一句總結：“移民熱情高漲，報名人數遠超運力。建議開春後增加船次，並開闢新的航線。”
另一份報告則來自陝西和山西。朱常治看完之後，眉頭微微皺了起來。
李華梅從外面走進來，見他這副模樣，走過去拿起那份報告看了一遍，臉色也微微變了變：“陝西和山西在鬧？”
“不只是鬧。”朱常治抬起頭，“他們在用我教給他們的道理，去跟地主鄉紳講條件。‘漢人不該被活活餓死’，這話是我說的。現在他們拿這句話去質問那些地主，地主們答不上來，因為道理確實是這個道理。”
李華梅放下報告，在他對面坐下：“這不是好事嗎？你本來就希望漢人能團結起來。”
“團結是好事。但如果團結的方式，是讓底層百姓用暴力手段去對抗地主豪紳，那就會變成動亂。”朱常治的目光中帶著一絲凝重，“陝西和山西的情況，跟河南。山東不一樣。河南和山東的百姓，離海近，能走南洋這條路。可陝西和山西的百姓，離海太遠，他們想走也走不了。他們沒有退路，就只能就地反抗。”
他站起身來，走到窗前，望著窗外正在飄落的雪花：“現在這兩地天災太過嚴重，而且肉眼可見地一時半會好轉不了，我定的新開中法只是補益一二，不能根治，如果不能給他們找一條出路，陝西和山西遲早要出大亂子。到那時候，我就不得不用軍隊去鎮壓他們。而那些人，是我口口聲聲說要團結的漢人同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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