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最近在利用基因編輯技術，針對玉米特定基因進行定向改造，目標是提高該品種的耐旱性。目前己經獲得了若干編輯株系，正在做表型評價。其中有一組株系的耐旱性表現比較突出，但存在一定的生長延遲現象。”
鄧鴻奎聽完之後沒有馬上回答。
他的手指在桌面上擱著，指尖輕輕動了一下，像是在腦子裡過了一遍資料。
“生長延遲和耐旱性之間的關聯，做了相關性分析沒有？”
“做過初步分析，但樣本量還不夠大。”
“先擴大樣本量，再決定是繼續往下推進還是回撥方案。”
“耐旱性必須穩定，與正常生長狀態之間的平衡不能偏離太遠，這個方向才有實際價值。樣本量足夠之前，不要輕易下結論。”
接下來是一位女教授，西十多歲，語速中等，講到一半的時候，鄧鴻奎忽然抬手示意她停一下。“等一下。”他抬起頭，“你剛才說的那個資料，是來自你的第一次重複實驗，還是做過重複驗證之後的資料？”
“做過重複驗證。”
“兩次結果之間的變異係數是多少？”
“大概在百分之八到十之間。”
鄧鴻奎沒有再追問，只是點了點頭：“那這個資料可以用。”
彙報繼續推進，按順序進行。
有人提到基因編輯中的脫靶效應，有人聊到耐旱性狀的遺傳複雜性。
鄧鴻奎每聽完一個彙報都會問一個問題。
有時候問資料來源，有時候問實驗設計，有時候問樣本量。
偶爾他會多說幾句，但大多數時候他只是安靜地聽完。
然後在筆記本上寫下一行字，再抬頭示意下一個繼續。
而林曉則用好奇的目光觀察著這場組會。
對他而言，這一切無疑是新鮮和好奇的。
這是他第一次參加大實驗室的組會，也是他第一次親眼看到這種規模的課題彙報。
彙報者從植物到動物再到微生物，方向跨度很大，但每個彙報的完成度和邏輯都很清晰。
每個課題都具有很強的研究前景，都有完整的資料支撐，研究思路層層遞進。
方向明確，進度可見。
哪怕是在MIT。
他想起自己在之前課題組參加組會的時候。
往往五六個人圍坐在一間小會議室裡。
彙報順序不太固定，大家輪流講，偶爾有人因為實驗進度不理想而跳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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