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鎰站在遠處看著這一幕，忽然對身邊的沈靜言說：“你那半個月的調查，救了很多人，也殺了很多人。”
沈靜言沉默了一會兒。
“卑職只後悔查得太晚了。要是早查幾年，也許仁宗皇帝……”
他沒有說完，陳鎰也沒有追問。
法場上最後一聲炮響過後，人群漸漸散去，可百姓的議論並沒有隨著犯官的人頭落地而平息。
這件事像一塊巨石砸進水裡，激起的波紋遠遠超出了案件本身。
和後世教科書上寫“某年某月某日某案告破”乾淨利落不同。
真實的歷史程序裡，最大的觸動往往發生在案件結束之後、人們獨自沉思的那一刻。
底層百姓第一次意識到，那些平日裡需要仰視的“大人物”，剝掉官服，和市井無賴沒什麼兩樣。
甚至更壞。
這種意識在數千年裡一首是沉睡的，從來沒有人去叫醒它。
而這一回，《大明月報》用頭版頭條敲響了一記鍾，鐘聲傳到了城門口、傳到了茶館裡、傳到了田埂上。
乾清宮裡，朱祁鏞合上了最後一份結案文書。
他把文書放在案上，站起來走到窗前。
窗外的雪己經停了，宮人們在掃雪，掃帚劃過青磚的聲音沙沙的。
金英輕手輕腳地端上一碗熱茶，放在案頭，又無聲地退開。
偏殿那邊隱約傳來輕輕的撥浪鼓聲，那是沈蓉在清寧宮裡拿撥浪鼓逗孩子的聲音。
太醫說西五個月後胎兒就能聽見外面的響動。
朱祁鏞聽了一會兒，臉上閃過一絲柔和，隨即又恢復了沉思。
他的心裡在盤算著一個更深遠的問題，案子破了，人殺了，可文官系統的根基還在，這顯然不行。
那些犯官對皇帝動手，不是因為他們和皇帝有私仇，是因為皇帝擋了他們的路。
以前的正統皇帝擋了太監的路，太監就把他賣了；
後來的皇帝們擋了文官的路，文官們就用最隱蔽的方式除掉了他們。
這不是什麼高深的道理，任何一個活到成年的皇帝都知道，和文官打交道，最要緊的是永遠不要讓他們知道你的底線在哪裡。
讓他們摸不透，他們就不敢動；
讓他們覺得你深不可測，他們就會自己嚇自己。
恐懼是最好的統治工具，比愛戴管用得多。
當然，還有另一樣工具也在他的計劃之中，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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