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停之前
那封訃告是三月十一日到的。薄薄一頁灰紙，郵差夾在一疊賬單和租約裡一併送來，我起初只當是某家商鋪的催款函。展開來才看到第一行字：溫特斯家伊莎貝拉·黑斯廷斯夫人，於本月九日因瘟疫病故，享年二十四歲。下文是一串關於葬禮時間地點的告示，措辭客氣而程式化，大約出自某位教堂執事的手筆。
我坐在書桌前把這一頁紙讀了三遍。第一遍沒看明白，那些字母在眼前浮動著不肯落位，像是墨水未乾就被風吹散了形狀。第二遍看清了每一個詞，瘟疫，病故，享年二十四歲。二十四歲。我今年也是二十四歲。第三遍讀完我把紙擱在桌上，望著對面書架上一排燙金書脊，發現自己的手指正在不受控制地輕微顫抖。
然後我開始燒信。
抽屜深處那摞伊莎貝拉寫給我的舊信一共十七封，從十九歲那年初春到二十歲那年深秋，橫跨將近兩年。我曾按時間順序把它們排列妥當，用一根淺藍色綢帶扎著，藏在一本法文詩集的硬殼封面背後。現在我把綢帶解開，一封一封丟進壁爐裡。火焰先舔上紙緣，墨跡在高溫裡蜷曲變黑，那些字跡娟秀的句子——“萊昂，今日花園裡的紫藤開了第一串花穗”、“姑媽說你又來了倫敦，為什麼不徑直來敲門呢”——一一化作蜷曲的灰片，被氣流卷著浮起來，在空中碎成粉末。十七封信燒了約莫半個鐘頭。燒完之後壁爐裡積了薄薄一層灰白色殘燼，我拿火鉗撥了撥，最後一角未燃盡的紙片上隱約露出“萊昂”兩個字的殘筆，我伸手把它摁滅了，指尖燙出一小塊紅印。
塞西莉亞就是那時推門進來的。她端著晚餐托盤站在門口，目光越過我的肩膀落在壁爐裡那堆灰燼上，頓了一頓。桌上那封訃告還攤開著，就擱在我手肘邊，她只要側過頭就能看清上面的每一個字。我等著她開口。等著她問“那是什麼”或者“你還好嗎”——任何一個妻子在這時候都會說的話。但她什麼都沒說，只是走過來把托盤放在書案空著的一角，取下衣帽架上我的外套，走過來搭在我肩上。
她的手指擦過我後頸時帶著一點暖意，輕得像一片落葉觸到水面。我僵著沒動，她也沒有多停留一秒，做完這些便退回去，順手把那封訃告的紙面翻了過去，讓它面朝下扣在桌面上。然後她輕聲說了句“晚餐趁熱用”，便帶上門出去了。
從頭到尾她沒看我的眼睛。但我在她轉身的瞬間捕捉到她唇角微微抿了一下——很輕微的、幾乎看不出來的動作，像把一句到了嘴邊的話生生咽回去。那個抿嘴的動作讓我後知後覺地意識到，她看見了。她看見了訃告上的名字，看見了壁爐裡的灰燼，也看見了我指尖那圈被燙出來的紅痕。她什麼都看見了，只是選擇不追問。
那一夜我沒有睡。坐在書房的扶手椅上對著冷掉的晚餐發呆，烤牛肉的油脂在盤子裡凝成一層白膜，蔬菜湯麵上結著薄薄的油皮。我一口沒動。月光從窗格間漏進來，把地毯上那些灰燼的殘餘照得泛白。我忽然想起很多年前姑媽家那個春季茶會，伊莎貝拉站在窗邊和白薔薇說話，側臉在午後的光線裡柔和得像一幅褪色的畫。我那時候十九歲，笨拙而怯懦，空有一腔心意卻不知道該怎麼遞到對方手上。等我終於想明白的時候，她已經坐上了別人的馬車。
人不能只靠紫藤花的回憶活著。她在信裡這樣說。可如今連回憶裡的人也沒有了。
天亮之後我決定去倫敦。念頭升起來的一瞬間就紮了根——她葬在哪裡，葬禮是否已經舉行，那座墳塋上有沒有立碑，碑文寫了些什麼。我甚至說不清自己去倫敦能做什麼，只是覺得必須離開這座莊園，必須策馬狂奔幾十英里把自己累到精疲力盡，否則胸腔裡那股翻湧的東西就要把五臟六腑一併撐裂了。
我衝下樓的時候塞西莉亞正站在廳堂裡給一隻青瓷花瓶換水。她見我穿著外套拎著手套往外走，抬頭看了一眼窗外——外面正在下雨，四月的雨細而密，把花園裡的一切都罩在灰濛濛的水霧裡。她放下花瓶說了聲“萊昂”，語氣很平，甚至沒有提高聲調，但就是那兩個字讓我猛地剎住了腳步。
我轉過身看著她。她站在那束新換的白色鬱金香旁邊，雙手還溼著，幾滴水珠順著指節往下滑。灰綠色的眼睛安安靜靜地望著我，沒有質問，沒有攔阻，甚至沒有絲毫我預料中的緊張或慌亂。她只是看著我，像是要把此刻這個站在門口的男人從頭到腳看一遍，看明白他想做什麼，又看明白他其實並不知道自己想做什麼。
“外面在下雨。”她說。
“我知道。”我攥著手套，指節發白，“我有事去一趟倫敦。”
她低下頭擦了擦手，動作很慢，慢到我能聽見擦手布和皮膚摩擦的細微聲響。然後她抬起頭來，聲音還是不高不低，每一個字落得穩穩當當的：“你去了倫敦，然後呢？”
我張了張嘴，答不上來。然後呢。然後找到她的墓，站在墓碑前面，淋一場雨，再騎馬回來。然後一切如舊，只是這世上再也沒有伊莎貝拉·溫特斯這個人了。我甚至連她葬在哪裡都不知道。
塞西莉亞沒有等我回答。她走過來，很近，近到我能聞見她袖口上鳶尾和泥土混合的氣味。她伸手從我掌心裡抽走了那雙還滴著雨珠的騎馬手套，動作輕而堅定，像是從一個小孩子手裡拿走一件危險的鋒利器物。
“三年前她嫁給了別人，”塞西莉亞說，聲音平靜得像在陳述明早的天氣，“那時候你沒有追去倫敦。如今她走了，你反倒要去。萊昂，你覺得這說得通嗎？”
我被這句話釘在了原地。她的語氣裡沒有半點刻薄，也沒有半句責備，只是平鋪直敘地把一件我自己都沒想到要面對的事實擺在了檯面上。三年前她沒有選我，而我接受了。如今她離開了這個世界，我反倒不肯接受了——這算什麼，遲到了三年的不甘心，還是對一個永遠無法回應的答案的執著追問？
塞西莉亞把那雙溼手套搭在玄關的櫃子上，轉身走回廳堂裡。走到一半又停住，側過頭來，聲音輕了幾分：“你如果想悼念她，就留在這裡好好悼念。我可以幫你。但你如果只是想把自己淋出一場熱病來，恕我不能看著你這麼做。”
她說“我可以幫你”的時候尾音微微上揚，像是一個試探——她在試探我是否願意讓她靠近那道我緊閉了三年的門。而我站在門口，靴子邊沿濺上了雨水，渾身上下每一寸肌肉都在發僵，喉嚨裡像是塞了一團浸透了水的棉絮，什麼聲音都發不出來。
外面還在下雨，雨聲細密綿長地敲打著屋頂和窗欞。塞西莉亞沒有再催我，也沒有再說話。她回到那隻青瓷花瓶旁繼續把鬱金香一枝一枝插進去，背對著我，脊背挺直而安靜，像長廊邊那叢被雨水打溼後依然端端正正的鳶尾葉子。
我在門口站了很久，久到靴子上的水漬在地面上洇出一小片深色痕跡。然後我鬆開了攥緊的拳頭，把已經出了門的那隻腳收了回來。轉身的那一刻塞西莉亞背對著我，但我分明看見她插花的手頓了一下，不過半息工夫，隨即恢覆了那種平穩的節奏。
那一晚我終於睡著了。沒有回西頭的臥房，就倒在書房的沙發上裹著那件她搭在我肩上的外套。外套裡層還殘留著壁爐火烤過的暖意和隱約的月桂葉香。半夢半醒之間我恍惚覺得有人推門進來過一次，在我額頭上覆了一片溫熱的手掌，停了三五息便移開了。腳步聲極輕極輕地退出去，門合攏時發出一聲幾乎聽不見的哢嗒。
第二天早晨我醒來的時候，書案上多了一壺熱茶和一隻剛烤好的司康餅。旁邊壓著一張便箋，上頭寫著：“替你回了信，說家中事務暫不能脫身，倫敦改日再去。望你勿怪。”底下落了一朵小小的鳶尾花，三片花瓣彎成恰到好處的弧度，畫得細緻而沈靜。
我把那張便箋拿起來看了很久。窗外的雨已經停了，陽光從雲層縫隙間斜斜切進來，把紙上那朵鳶尾花的墨跡照得發亮。我把便箋摺好，沒有放回抽屜，而是擱在了胸前的口袋裡。那裡原來放過一封舊信，十七封裡的一封，已經跟著壁爐裡的火焰一起化成了灰。
現在那裡空著。我把這朵畫出來的鳶尾放了進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