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章 記者來訪
第七十章 記者來訪
時間如水，一晃又過去兩年。
二〇一八年春天，磐安縣郵政局搞了一次“最美投遞員”評選。仁川鎮和雙峰鄉的村民們不知怎麼聽說了這個訊息，自發地聯合起來，把邵福壽的名字推了上去。推薦信是潘莊的李大媽託她上初中的孫女寫的，洋洋灑灑兩大頁紙，字跡雖然稚嫩，卻一筆一劃寫得極其認真，細數了邵福壽這些年來的種種好處：冰天雪地送信、烈日暴雨送報、幫孤寡老人扛米、替不識字的村民念信回信、給山裡的孩子帶縣城買不到的輔導書、逢年過節給獨居老人送年貨、大雨天把別人家的孩子背過河去上學......信末最後一句是：“邵同志在我們心裡，早就不只是一個送信的。他是我們這條路上的主心骨，是一盞燈。有他在，我們就覺得外面那個世界還是跟我們連著線的。沒有他，這個鎮子就跟外面斷了，我們就是孤島了。”
評選結果是毫無懸念的全票。縣局的人開著車來仁川鎮採訪他，來了一個扛攝像機的年輕記者和一個拿錄音筆的宣傳幹事。年輕記者姓林，剛從省城調來沒多久，瘦高個兒，戴一副黑框眼鏡，鏡片後面是一雙對什麼都充滿好奇的眼睛，一看就是城裡長大的孩子，對山裡的世界既陌生又著迷。他扛著那臺笨重的攝像機，跟著邵福壽跑了一整天的郵路。從仁川鎮出發，經過潘莊、嶺下、半坑、東坑，最後到白巖腳。一路上，他拍李大媽對著鏡頭抹眼淚，那雙粗糙的手不停地擦著眼角，卻怎麼擦都擦不完，話說到一半就哽咽得說不下去了；拍老劉頭拄著柺杖站在門口絮絮叨叨地說“邵同志比我親兒子還親”，說著說著聲音就變了調，渾濁的左眼裡蓄滿了淚；拍白巖腳的王大爺把邵福壽拉進屋裡非要留他吃午飯，灶臺上擺著四菜一湯，像是過年一樣豐盛。每到一處，小林都要停下來架好機器，認真記錄這些村民面對鏡頭時既緊張又真誠的表達。那些老人、婦孺，面對鏡頭有些侷促，手都不知道往哪兒放，眼睛不知道該看哪裡，聲音也放不開，但一提到邵福壽，眼睛就亮了，話就多了，像是積攢了許久的話終於找到了出口，嘩啦啦地往外倒，怎麼都攔不住。
那天回到鎮上，天已經擦黑了。小林記者累得夠嗆，攝像機扛了一天，肩膀壓出了一道紅印子，像是被繩子勒過一樣。他坐在邵福壽麵包車的副駕駛座上，一邊揉著肩膀，一邊看著車窗外飛掠而過的、被夕陽染成金紅色的山林。那些樹、那些山、那些石頭，在暮光中都變得柔和而溫暖，像是被誰用畫筆輕輕塗抹過。他忽然沒頭沒腦地問了一句：“邵師傅，你在這條路上，走了多少年了？”
邵福壽雙手握著方向盤，目光平視前方，車輪在春天鬆軟溼潤的泥土路上軋出兩道乾淨的車轍，路面的泥土散發著潮溼的、草木萌發的氣息。路邊的桃樹正開著花，一樹一樹的粉紅從車窗邊掠過，空氣中瀰漫著青草和泥土混合的、溼潤而蓬勃的氣息，那是春天最原始的味道。
“二十二年了。”他說。聲音很平靜，像是在說一件跟自己無關的事。
“二十二年！”小林的語氣裡帶著毫不掩飾的驚歎，他把副駕駛座上的筆記本合上，轉過身來面對邵福壽，“我今年才二十四歲。那你豈不是......從十幾歲就開始跑了？”
“十九歲。”邵福壽說，車速沒變，眼睛依舊看著前方的路。“接我爹的班。我爹跑這條路，跑了三十一年。我接手的時候，他剛滿五十，腿實在跑不動了。關節炎，膝蓋腫得像饅頭，走幾步路就疼得冒汗。”
小林沉默了一會兒，似乎在消化這個數字。五十三年。父子兩代人，接力跑同一條郵路，五十三年。這個時間跨度讓他這個剛從大城市來的年輕人感到了某種陌生的、沉甸甸的分量。他把攝像機鏡頭悄悄地對準了邵福壽的側臉，沒有開燈，就藉著車窗外最後一縷天光拍著。
“那......邵師傅，”小林斟酌著措辭，小心翼翼地問，聲音裡帶著一種年輕人才有的、對未知生活的試探和好奇，“你有沒有想過......換條路？”他停頓了一下，像是在組織語言，“我的意思是，調到縣城的郵局去，當個分揀員，或者坐辦公室什麼的......不用像這樣天天風吹日曬，不用這麼辛苦。工資也能高一些吧？”
邵福壽沒有馬上回答。車子正經過一段下坡路，他輕點了一下剎車，車速穩穩地降下來，車輪碾過一片碎石，發出細碎的咔嚓聲。窗外掠過一片剛剛翻耕過的水田，田埂上幾個農人正趕著牛在勞作，暮色給他們的輪廓鍍上了一層柔和的金邊，人和牛的剪影在夕陽中顯得格外寧靜而古老。他看著前方蜿蜒的山路，那些彎道、那些坡坎、那些路口，他都閉著眼睛也能數出來。二十二年來，他在這條路上摔過無數的跤，淋過無數的雨，扛過無數突如其來的山洪和落石。有一年夏天，颱風過境，山洪暴發，一段路被沖垮了將近兩百米，他扛著郵包從山上繞路，走了四個小時才繞過去，腳底板磨出了血泡，血泡破了又磨，最後整隻腳血肉模糊。他的膝蓋上，舊傷疊著新傷，像一張粗糙的地圖，每一道疤痕都是一段故事。左手小指的關節一到陰雨天就隱隱作痛，那是有一年冬天摩托車打滑，車把別過來時硬生生掰傷的，當時腫得像個紫皮蘿蔔，他沒當回事，後來骨頭長歪了，就成了現在這副模樣，再也伸不直了。他老婆當年就是嫌他常年不著家、工資又低，帶著孩子去了縣城。那天他跑完郵路回來，發現家裡衣櫃空了，桌上留了一張紙條，上面寫著“我走了”三個字，字跡潦草，像是寫得倉促。
邵福壽沒追，也沒哭，就那麼一個人坐在堂屋裡，坐到天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