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問我:「你見過這隻鐲子?」
「我母親一直戴著，裡面刻了她的名字，結婚照上也能看清花紋。」
「你能提供照片和購買來源嗎?」
「父親留下的相簿裡有，老銀樓的票據也一直收在家裡，我馬上讓律師送來。」
他收好照片，語氣放輕了些:「身份還要等檢驗結果，你可以有準備，但現在不能下結論。」
那枚鐲子是父親結婚時送給母親的，內側刻著一個很小的「蘭」字。
八年前，母親喬玉蘭去鄰市照顧生病的外婆，返程途中突然失蹤。
父親找遍沿途村鎮，直到病倒也沒等到她回來。
我和姐姐查過客運記錄、醫院和救助站，只知道她最後一次被人看見，就是在那條盤山路上。
後來父親因病去世，臨終前還囑咐我們:「別怪你們媽媽，她一定是迷路了，等找到路就會回來。」
我抱著骨灰盒泣不成聲，姐姐喬蓁站在我身邊，替我扶住了盒底。
「媽，兩個女兒把你接回來了。」
辦案人員隨後通知我，梁敘川的父母已經被採取強制措施。
梁父在訊問中承認:「我接到兒子電話後趕去現場，人當時已經死了，我只想著先保住孩子。」
梁母則堅持:「我只有這一個兒子，我怕他坐牢，當時一時糊塗，後面的事都是他爸安排的。」
他們把母親的屍??搬上車，埋進護坡下的深溝，又花錢處理車輛和現場痕跡。
蘇棠提供的證言和錄音補上了關鍵細節，她也因當年知情不報接受調查。
警方問我:「你為什麼能儲存梁敘川十年的檢查、轉賬和行程資料，連他絕症用藥的日期都知道?」
我嫁給梁敘川，從來不是因為愛。
母親失蹤後，我查到梁家的車曾在那條路附近出現，也查到梁敘川出國避了一陣。
證據太薄，我沒法讓警方只憑懷疑重啟舊案，只能接近他，等他或梁家人自己露出破綻。
姐姐比我更早認出梁父。
她換了身份和住處，在城南接近他，留下那個孩子，也留下樑父與梁家舊案來往的照片和錄音。
這些年，我們表面很少聯絡，所有材料都透過律師轉交，連梁敘川也以為姐妹早已反目。
喬蓁每次傳來資料，都只寫日期、地點和梁父見過什麼人，從不在信裡提委屈。
我也只回復「收到」,偶爾問一句「你和孩子安全嗎」,不敢多寫可能暴露關係的話。
梁敘川曾拿我們姐妹反目取笑我:「你媽失蹤一場，最後只留下兩個互相埋怨的女兒，真夠可笑。」
我當時順著他的話罵姐姐貪錢，回到洗手間才敢把指甲從掌心鬆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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