炮彈落在兩百米外的時候，我正在讀安娜的信。
整棟樓抖了一下。不是地震那種搖晃，是一種短促的、從地底往上頂的硬震——像有人用鐵錘從下面敲了一下地板。GAZ-66（嘎斯-66軍用卡車）的底盤發出金屬碰撞的悶響，鏽鐵片從縫隙裡簌簌往下掉，落在我的頭盔上，落在信紙上。
我用拇指把鐵鏽屑從字跡上面抹掉。紙己經被我折過太多次了，摺痕處裂開翹起了一根毛刺，紮了一下指肚。
安娜的字很醜。她自己也知道，所以每封信開頭都寫“別嫌棄我的字“。暖氣費漲了一千西百盧布。樓下的貓生了西只小貓，她畫了個歪歪扭扭的貓頭在旁邊——我盯著那個貓頭看了幾秒，覺得喉嚨有點緊。你媽來罵了你三個小時，她在“三個小時“下面畫了條波浪線，大概是覺得這件事很誇張。最後一句話被圓珠筆反覆描過好幾遍，筆跡深得幾乎把紙背戳穿：“回來。什麼都不要帶，人回來就行。“
第二發炮彈落下來的時候離我們更近了。一百五十米，也許一百二。衝擊波從卡車側面灌進來，信紙在我手裡被吹得翻了一個角。我把信沿摺痕合上，塞進防彈衣的內袋。內袋貼著心口的位置，拉鍊壞了，我用一截通訊線纏了三圈固定。
然後我抬起頭，看向旁邊蜷縮在卡車底盤下面的那個中國人。
他叫何楚。至少他自己是這麼說的。
在瓦格納沒人用真名。鐵錘叫他“中國人“，鋸條叫他“那個算賬的“，釘子不叫他任何東西，因為釘子基本不說話。何楚自己似乎不在意別人怎麼稱呼他。他在意的事情很少。或者說，他在意的事情跟我們都不一樣。
比如現在。
炮彈在外面炸，我們縮在報廢卡車底下等任務簡報。零下十五度，風從東邊刮過來，帶著冰碴子和遠處炮擊揚起的灰塵。我在發抖。鋸條在發抖。連鐵錘都在罵罵咧咧地搓手。
何楚不抖。
他蹲在卡車底盤最深處，背靠著一個被炸扁的輪轂。AK-12（突擊步槍）橫放在膝蓋上，他正把彈匣拔出來，託在手心掂了掂，嘴裡動了動，像是在默唸什麼數字。然後插回去，拔出第二個彈匣，又掂了一遍。
遠處什麼地方塌了，傳來一陣悶沉沉的垮響，灰塵從卡車縫隙裡湧進來。鐵錘罵了一聲。
何楚沒反應。他把彈匣塞回胸掛，從上衣口袋裡掏出一張皺巴巴的紙片，用一截鉛筆頭在上面畫。我側過頭看了一眼——是周圍幾棟建築的平面圖，上面標著叉號和箭頭。他畫得很快，像是腦子裡的東西往紙上倒，筆跟不上思路。
第三發炮彈。這次遠了一些，三百米開外。地面還是在抖，但不疼了，像卡車發動機怠速時那種悶悶的哆嗦。何楚連頭都沒抬。
畫完之後他把紙摺好，從褲兜裡摸出一隻舊打火機。普通的鋅合金外殼，磨得發白，蓋子鬆了合不嚴。他把打火機放在右手指尖，翻過去，翻過來，翻過去，翻過來。動作不快，但節奏很穩，像在數拍子。
數子彈、畫地圖、翻打火機。一套流程。我看了他大概兩分鐘，他把這套流程從頭到尾做了兩遍。外面又落了兩發炮彈，他的手沒有停過一次。
“你在算什麼？“我問。
他頭都沒抬。
“算怎麼活著回去。“
我愣了一下。
我見過怕死的人。上個月補進來的那個哈爾科夫人，第一天晚上哭了一整夜，第二天早上踩到地雷，人沒了。鐵錘怕死的方式是罵人，罵得越狠說明越怕。我怕死的時候就摸安娜的信，摸到紙的觸感就覺得自己還活著。
但我沒見過一個人把怕死變成一套操作流程。
數子彈，畫路線，翻打火機。
“都給老子起來！“鐵錘的聲音從卡車另一頭傳過來。他一腳踹在卡車底盤上，鏽鐵片嘩啦啦掉了一地。“三號樓，兩組交叉火力加一挺PKM（通用機槍）。Orlan（奧爾蘭偵察無人機）剛傳回來的畫面，樓裡至少還有一個反坦克組。步坦協同，坦克走前面，我們跟後面。聽到了沒有？“
我從卡車下面爬出來的時候膝蓋撞到了傳動軸，疼得嘶了一聲。冷空氣灌進來的瞬間，炮擊聲變得清晰了——遠處的連串悶響，近處什麼建築正在坍塌的嘎嘎聲。鋸條在我旁邊站起來，手還在抖，但眼神己經開始聚焦——他瞄準的時候手從來不抖。釘子無聲地從陰影裡走出來，像一堵會移動的牆壁。
何楚是最後一個出來的。
他站起來，沒有去看前方的三號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