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跟誰起了衝突，誰被老闆扣了錢，他們都來找我。以前交給小武的那些錢，也有人照舊往我這裡送。
我自己不碰，全扔給亮子管。
該退的退回去，實在退不回去的就記在公賬上。誰捱打住院，從裡面拿醫藥費；哪家兄弟出了急事，也從裡面先墊。亮子腦子活，賬算得明白，辦事也比我有耐心。這些亂七八糟的事交給他以後，我基本沒再問過。
漸漸地，亮子在葛根街上的名聲也起來了。
有人來找我，我十次有八次都會把人推給他。
“找亮子，他能辦。”
一開始別人還非得等我點頭，後來連這個步驟都省了。真有事，首接去找亮子。他處理不了，才會過來問我一句。
我不是當不了這個老大。
我只是不喜歡。
我還是願意每天穿著服務生那身衣服，給客人開酒、端果盤，忙完以後找張空桌坐下，跟陳豔麗、陳豔傑，還有亮子他們喝上幾杯。有人叫我野哥，我就答應一聲；沒人叫，我也不覺得少了什麼。
偶爾喝到後半夜，我還是會想起小武。
這條街沒了小武，有了我；沒了我，還有亮子；哪天連亮子也走了，自然還會有下一個人站出來。酒吧、姑娘、服務生、喝醉鬧事的客人全擠在這麼一條街上，總得有人管這些事。
這說不上是壞事，當然也算不上什麼好事。
只是坐到那個位置上的人，很少有撈夠了錢還能全身而退的。
小武就是最現成的例子。
日子一天天過去，我手裡有錢花，身邊有女人，想吃什麼吃什麼，想喝什麼喝什麼。葛根街上認識我的人越來越多，走到哪兒都有人給我遞煙、讓座。
按理說，我應該開心。
可我一天比一天煩。
每天睜眼是酒吧，閉眼還是酒吧。晚上處理醉鬼，白天聽人講昨晚的爛事。一模一樣的酒瓶，一模一樣的煙味，一模一樣的人情世故，像一條看不見頭的繩子，慢慢纏在我身上。
我的人在扎市，心卻早就跑回了海市。
有一天晚上，我喝完最後一杯酒，把幾個平時關係最好的兄弟都叫到了一起。
陳豔麗、陳豔傑和亮子都在。
我把裝著賬本和錢的黑皮包推到亮子面前，對他說：“從明天開始，這條街上的事你管。誰家有事，能辦的你就辦，辦不了的讓他們自己報警。賬上的錢該怎麼用，還是按以前的規矩。別往自己兜裡揣，也別學小武。”
亮子沒接那個包，只盯著我：“野哥，你啥意思？”
“我要走了。”
桌邊一下沒了聲音。
陳豔傑先急了：“去哪兒？”
“回海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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