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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下午三點四十,周明川給我打電話。
“媽,你到幼兒園了嗎?”
我正在銀行列印自己的定期存款明細。
“沒有。”
“豆豆四點放學,你怎麼還沒去?”
“昨晚我在群裡說過,從今天起不固定接送。”
電話那頭停了兩秒。
“你來真的?”
“你小時候,外婆接過你幾次?”
“外婆在鄉下,能一樣嗎?”
“怎麼不一樣?你說完全按小時候待遇。”
“你從幼兒園到小學都是我接,偶爾鄰居幫忙,你的孩子,自然也由父母接。”
“我在開會,唐莉離幼兒園更遠,你退休了能有什麼事?”
“我在辦自己的事。”
“什麼事比孫子重要?”
“那你們的事不也比兒子重要嗎?”
他在電話裡罵了一句,匆匆請假。
四點半,幼兒園老師在家長群裡提醒,豆豆是最後一個被接走的孩子。
我心裡刺了一下。
這些年只要想到豆豆站在門口等,我就會提前二十分鐘到。
可我這次早在上午九點就分別通知了兒子兒媳,也確認他們看見訊息。
孩子沒有被我突然扔下。
只是他的父母第一次必須自己調整時間。
晚上六點,周明川帶著豆豆衝進我家。
“因為你鬧脾氣,我季度會議開到一半走人,被領導當場點名。”
豆豆被他拽得踉蹌,我先把孩子拉到身邊。
“奶奶,我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