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就來吧。但你得學做紅燒肉。我不吃辣，但無肉不歡。”
“好！我今天就開始練！”
他發來一段語音，背景音是鍋鏟磕在鍋沿的乒乓聲，還有他壓低聲音說的“完了糊了”。
我把手機貼在耳邊，聽著那些笨手笨腳的聲音，嘴角彎了起來。
啟程前一天，我刷手機的時候看到一條新聞。
標題是“前三甲名醫主動申請下鄉，紮根基層服務山區患者”。
配圖是顧修遠穿著舊白大褂，在簡陋診室裡給老人量血壓。
沒有無影燈，沒有進口器械，沒有人叫他“顧神”。
照片上他的眼神不再銳利，只剩下一種很深的疲憊。
飛往日內瓦的航班上，我翻相簿，翻到最早一張合影。
那是進科室第一天，我穿著新白大褂，笑得眼睛發亮。
照片角落裡，顧修遠站在我旁邊，微微側著頭，嘴角有個不易察覺的弧度。
那時我以為，那個眼神意味著一整輩子。
後來才知道，有些人的一輩子，保質期比防輻射服還短。
我的手指懸停在刪除鍵上，停了很久。
最終新建了個加密相簿，把它放進去。
不是因為懷念。
是為了紀念那個最初的蘇念，那個為了愛義無反顧的蘇念，也是那個最終為了自己、更義無反顧的蘇念。
飛機穿過雲層，舷窗外的陽光鋪天蓋地傾瀉下來。
我眯起眼睛。
日內瓦。
那是一個嶄新的名字，一條嶄新的路。
而這次，路上的每一步，我只為自己走。
三個月後，日內瓦大學醫院年度公開課現場。
我走上講臺，展示了一臺在非洲極端條件下完成的開胸手術案例。
全場起立鼓掌，持續了兩分鐘。
散場後，陳嶼等在報告廳門口，遞來一杯溫度剛好的紅糖薑茶。
“蘇醫生，你今天特別了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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