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廚為了裝飾，臨時撒上了花生碎。
負責分餐的老師不知道我的過敏史，將蛋糕遞到了我手裡。
這是一場本可以避免的意外。
更是一場本可以輕易救回的急症。
當天晚上，法醫將結論放在爸爸面前。
“死者的過敏反應發展迅速，但她最早出現症狀時意識清醒。”
“第一次救護車到達時及時注射腎上腺素並轉運，生還機率極高。”
“第二輛車到達時，仍有搶救機會。”
“即使到了第三輛車，她也不一定會死。”
爸爸聲音沙啞地問：
“那她是什麼時候徹底沒機會的？”
法醫翻到最後一頁。
“你們接受採訪，帶走現場急救箱的時候。”
爸爸的肩膀猛地塌了下去。
那場採訪只有二十四分鐘。
他卻用這二十四分鐘，向所有人證明自己沒有給女兒特權。
也用這二十四分鐘，錯過了我最後的搶救視窗。
媽媽突然想起什麼，瘋了一樣衝回學校。
她在辦公室被砸壞的抽屜裡翻找，終於找到了一張折起來的紙。
那是哥哥寫給學校的急救說明。
上面清楚標註著：
江歲寧，重度堅果過敏。
一旦出現喘鳴、發紺或血壓下降，立即注射腎上腺素。
禁止等待。
禁止觀察。
禁止延誤。
紙張最後還有媽媽的簽名。
她曾經比任何人都清楚，我不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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