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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我的死亡登上了新聞。
爸爸原本準備好的標題是：
“校長一家主動避嫌，保障普通學生優先就醫。”
真正釋出出來的標題卻變成了：
“紅色危重學生三次被拒絕轉運，校長父親堅持親生女兒最後救。”
家長們上傳的影片迅速傳遍全網。
有人截下爸爸修改名單的畫面。
我的名字後面，清楚寫著他親筆留下的“末位”。
有人放大媽媽從我臉上拿走氧氣面罩的瞬間。
還有人將哥哥的採訪和我的搶救畫面剪在一起。
畫面左邊，他對著鏡頭說留校學生生命體徵平穩。
畫面右邊，我倒在操場上，喬悅正跪著給我做心肺按壓。
評論一條接著一條。
“避嫌不是讓危重患者等死。”
“她不是靠校長女兒的身份排第一，是靠病情排第一。”
“紅色腕帶戴了一下午，全家三個人沒有一個肯看。”
“他們不是一視同仁，是為了自己的名聲故意虐待親生女兒。”
爸爸把自己關在校長辦公室。
牆上掛滿了他這些年得到的榮譽。
優秀教育工作者。
模範校長。
廉潔治校先進個人。
每一張證書，都曾是他最驕傲的東西。
如今調查組要求他站在這些榮譽下面，一遍遍回答同一個問題：
“現場醫生已經解釋紅色腕帶的意義，你為什麼仍然改變轉運順序？”
爸爸沉默了很久。
“我怕家長認為學校優待我的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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