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聽證會上，他只提出一個請求。
“請把對我的處理寫得清楚一點。”
“不是診療能力不足，是我明知她需要急救，仍然選擇了延誤。”
走出聽證室時，急診主任叫住他。
“敘川，你過去是科室最優秀的醫生。”
哥哥停下腳步。
“所以才更不能原諒。”
“如果我什麼都不懂，歲寧或許只是死於家人的無知。”
“可我明明什麼都懂。”
他從口袋裡拿出一支腎上腺素訓練筆。
那是小時候用來教我自救的。
我去世後，他每天都會按一次。
取下保險帽。
握緊。
用力壓向大腿外側。
停留數秒。
整個過程，連十秒都不需要。
他卻讓我等了一百零三分鐘。
喬悅因為越權呼叫救護車、強行破壞辦公室抽屜，最初面臨校方處分。
調查結果公佈後，處分被撤銷。
市醫院邀請她進入急診科工作。
她只提出了一個條件。
“我希望所有學校都能公開急救分級制度。”
“家屬身份不能改變分級，任何負責人也無權撤銷紅色患者的優先轉運。”
半年後，新規定正式實行。
每一名紅色分級患者，都將由急救系統直接鎖定轉運順序。
學校、單位和家屬都無權修改。
新聞報道那天，爸爸、媽媽和哥哥坐在我的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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