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能再碰真正的患者，只能每天面對塑膠模型。
每次講師示範過敏急救，他都會站在角落裡，默默計算時間。
十秒。
如果當時他肯給我十秒，我就能長到十八歲。
能參加高考，去讀想讀的大學。
也許有一天，我真的會像書籤上寫的那樣，成為一個醫生。
清明那天，他們三個人一起來看我。
爸爸帶來學校新換的急救轉運名單。
上面不再有家屬末位這一項。
媽媽帶來我的手機。
那條沒有發出的求救資訊，她看了整整一年。
哥哥則在墓前放下一支新的腎上腺素筆。
有效期還有兩年。
“歲寧，哥哥把藥帶來了。”
“這次不用等。”
他低下頭，哭得像小時候弄丟我的玩具，求我原諒時一樣。
可我已經不需要藥了。
風吹過墓園，翻開爸爸帶來的制度檔案。
紅色分級患者，無條件優先。
那幾個字停在我的照片旁邊。
他們用了一年，終於學會了真正的公平。
不是讓最親的人承受更多。
不是拿家人的犧牲證明自己的高尚。
而是誰最需要，就先救誰。
可這個道理，我在十七歲那天，就已經用一條命教過他們了。
他們站在墓前，一遍遍叫我的名字。
我沒有回頭。
如果還有來生，我不想再做校長的女兒、老師的孩子、醫生的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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