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李慕雅接到一通電話。
她站在辦公室落地窗前，手機貼在耳邊，另一隻手的指尖無意識地按在窗玻璃上，留下一枚冰涼的指紋。電話那頭是她母親，聲音還是跟以前一樣細，像怕吵到誰似的——“慕雅，你爸住院了。他不讓我告訴你，但我覺得你應該知道。”
她掛掉電話在原地站了一會兒。然後她轉身拿起桌上的鋼筆，擰開筆帽，在便籤紙上寫了一行字——“家中有事，請假一週。所有投資決策暫緩，日常運營由方嵐代管，法務陳敏協辦。
有事電聯。”字跡跟平時籤檔案時一樣工整，沒有一筆多餘。她把便籤貼在電腦螢幕邊框上，拿起電腦包和外套，推開辦公室的門。
唐小糖正端著剛泡好的黑咖啡往這邊走。“李總，你的咖啡——”“放茶水間。夏總來了讓他自己泡龍井，茶葉在左邊第二個抽屜，別讓他用沸水直接衝——他永遠記不住先涼一下。”她邊走邊說，高跟鞋敲在地板上的節奏比平時快了半拍。
夏宇在地下車庫等她。他靠在賓士引擎蓋上，手裡拿著兩瓶礦泉水。
看到她走出來，他把其中一瓶遞過去。“機票訂了。頭等艙，靠窗。你媽說在省人民醫院心內科。你爸以前有冠心病史嗎？”她接過水瓶擰開蓋子喝了一口，靠在副駕駛座椅上閉著眼，說沒有，所以他這次胸口疼還以為是胃病，拖了很久才去醫院。
五個小時後，省人民醫院住院部。走廊裡瀰漫著消毒水混著病人餐食的複合氣味，日光燈管把每個人的臉都照得發白。李慕雅的父親李建國躺在病床上，鼻子裡插著氧氣管，左手腕上扎著留置針，床邊的心電監護儀跳著綠色的波形。他比上次見面時瘦了一圈，顴骨高聳，眼窩深陷，但看到女兒走進病房的那一刻，他還是從被子裡抬起手揮了一下，用一種刻意放大的嗓門說：“你媽又大驚小怪。做個支架而已，搞得跟我快不行了似的。耽誤你上班了吧？”
“支架不是小事。醫生怎麼說。”
“醫生說不嚴重。”她媽在旁邊削蘋果，削到一半停了手。她媽比上次視訊通話時老了不少，頭髮染過了但髮根又白了，眼角的皺紋從側面看像一把開啟的扇子，手指上還貼著創可貼，大概是做飯時切的。“醫生說你爸需要做搭橋手術。不是支架，是開胸。冠狀動脈三支都有問題，支架解決不了。風險是有的，但醫生說如果不做，下次再發作不一定能救回來。”
病房裡安靜了下來，只有心電監護儀的滴滴聲在牆角反覆鳴響。李慕雅把父親床頭的病歷拿起來，從頭翻到尾。每一頁都看得很慢，跟她在公司審投資協議時一模一樣——逐字逐句，偶爾翻回前面核對某個指標，然後在心裡默默記下所有異常值。翻完最後一頁她把病歷合上放回床頭櫃，說轉院去蓉城做，華西的心外科比省人民強，費用她出。
“花那個錢幹嘛。這裡挺好的，離家近，你媽送飯方便。”
“爸。我管了一輩子別人的資產，幫別人算最優解。你是我爸，你的手術也一樣——最優解就是去最好的醫院。費用不是問題。”
她媽把削了一半的蘋果放在床頭櫃上，抬眼看了夏宇一眼。那個眼神不是打量，不是審視，更像是一種確認——確認這個世界上還有另一個人也在關心李慕雅。夏宇拎著一個果籃和一箱牛奶走進來，把東西放在床頭櫃旁邊，然後搬了把摺疊椅坐在病房角落裡，擰開礦泉水喝了一口，對李慕雅的父親點了點頭。“叔叔好。我是夏宇。”
“知道。慕雅提過你。”李建國在枕頭上微微側過頭看著他，上下打量了一遍。從夏宇的深灰色襯衫看到手腕上那塊卡西歐電子錶，又看回他的臉。“小夥子做什麼的？”
“跟慕雅一起做投資。她是副總，我是法人。”
“法人就是老闆。”
“差不多。”
“那你是她老闆。”
“也可以這麼說。但她是我領導。”
李建國沉默了好一會兒。心電監護儀的波形穩穩地跳著，他把氧氣管往鼻子上按了按。“她從小就是這性格。什麼事都要管，什麼都要做到最好。你們公司——她說了算？”
“說了算。公司規矩是她定的，合同是她審的，投資決策是她簽字的。我主要負責簽字。”
“你倒是有自知之明。”李建國的嘴角微微動了一下，大概是一個不太成功的微笑。但他看夏宇的眼神變了——不再是審視，而是一種不太容易察覺的、從戒備到默許的細微變化。
轉院手續辦得很順利。
李慕雅在華西醫院旁邊訂了一家酒店，每天早上去病房陪她爸做術前檢查，下午在酒店裡開視訊會議處理公司事務。
夏宇來回飛了兩趟蓉城幫她取檔案和換洗衣服，第二次回來的時候行李箱裡多了一樣東西——李慕雅放在望江府次臥床頭櫃上的那隻舊鑰匙。
她問他為什麼帶這個，他說你在酒店裡熬夜開會的時候，手裡總得有個東西轉。你不喜歡轉筆，你轉鑰匙。她接過鑰匙放進電腦包側袋裡，沒說什麼，但那天晚上她開會的時候手裡確實在轉那把鑰匙。
手術前一天的晚上，李慕雅坐在病房陪護椅上，筆記型電腦開著，螢幕上是一份還沒審完的跨境信託補充協議。她爸躺在病床上，忽然開口——“你那個夏宇，他跟我說他是你的法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