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那張平日裡總是掛滿笑意的臉上，眼眶一句泛著薄紅。
緩了好一會兒，才讓自己的聲音不至於抖得太厲害，解釋道：“他是桂蘭的丈夫。桂蘭，就是那個已經在ICU裡躺了快一個多月的急性心衰患者。”
“前天，她好不容易才重新醒過來，各項指標都在往好的方向走，很可能就能脫離呼吸機了。都怪我，是我自作主張，聯絡了她的丈夫，連護士都說對方經常過來探望。”
“我就給他電話，當時接電話的時候，語氣聽上去很溫和，說會回來看看她，而且他來這裡的時候，看起來慈眉善目的。可我萬萬沒想到，他在我拔管的時候，第一句就問銀行卡的密碼。桂蘭她，當場就……情緒徹底失控，又失去了意識。”
“我才知道……治療費用是賬戶的，不是他繳納的。”說到這裡，孫梅萍滿是自責，“而今天他居然又來了。他說希望自己的妻子，能有尊嚴地死去，讓我們現在就把她的氣管插管拔了。他還追問，桂蘭賬戶裡的錢要怎麼樣才能轉出來。”
事實上，這世上不少人骨子裡的惡，是很難被察覺的。
徐雲珂嘆息道。
這就是人心難測。
羅惠琳則是冷冷道：“噁心。”
而這件事的後續，自然沒有那麼容易收場。
兩天以後，週五。
醫務科的魏鵬把徐雲珂、羅惠琳、孫梅萍、段茜，還有參與過這件事處理的所有相關人員，全部叫到了一間小會議室裡。
他坐在長桌的主位上，攤開面前的資料夾，把整件事情況做了總結：“患者桂蘭，心衰晚期。她的心臟已經到了低心輸出量也無法維持基本迴圈的地步，終末臟器正在經歷進行性惡化。以目前的醫療手段，除了心臟移植，沒有任何其他辦法能從根本上逆轉。”
“雖然當初是她自己拖著心衰的身體，親自走進急診大門，希望接受所有可能的治療，並且在賬戶裡一次性存入了30萬元。但基於目前的客觀情況，她法律意義上的丈夫，作為第一順位簽字人，確實有權利在後面治療的同意書上拒絕簽字，他目前已經用減少痛苦、保持尊嚴、拒絕過度醫療等各種冠冕堂皇的藉口，來要求醫院停止一切治療了。”
段茜作為EICU的最高負責人，對這個患者還算了解，她抱著手臂，聲音強硬：“患者本人當初在自主住院的時候，就非常明確地簽署過，希望醫院儘可能對她進行搶救和治療，那份授權書，在法律意義上，相當於我們醫院擁有她本人的代理權。而且，當時她簽署所有檔案的時候，從頭到尾，都沒有經過這位所謂的丈夫。這本身，就足夠說明兩人之間的關係有一定問題。我認為，最初我們和患者桂蘭本人簽訂的那份同意書，在法律上還是是有效力的。”
“而且，就在前天，她明明還恢復過清晰的自主意識。”孫梅萍坐在那裡，兩隻手緊緊地攥著膝蓋上的白大褂，聲音因為極力壓抑著某種愧疚而微微發顫，“我覺得，我們可以再等一等。或許，再過幾天，她又會重新醒過來……”
其實，那天在病房裡，自從那個男人來過之後，桂蘭整個人的狀態，便肉眼可見地不太好。
都怪她。
如果她沒有自作主張地替她聯絡那個所謂的家屬，或許桂蘭現在已經……
孫梅萍手都捏緊了。
“我們嘗試過和對方溝通了。”魏鵬的聲音裡透著疲憊，語氣裡甚至帶上了一絲不忍，“對方說，他們的兒子已經成年，馬上就要讀大學了。家裡的負擔大，他認為，已經沒有再繼續治療下去的必要。他還聯絡了桂蘭在老家的父母，那兩位老人說，既然已經沒有希望了，就別再折騰了。他們還反過來問，桂蘭賬戶裡剩下的那些錢，能不能，轉給她弟弟……”
魏鵬說到這裡，自己也覺得這些話實在太過殘忍。
他停了一下，才重新開口，帶著無奈：“而且ICU本身沒有權力去限制直系家屬探訪。尤其這些都是桂蘭法律意義上的親人。如果這些情況患者知道，可能就未必有意願存活……而一旦患者被判定為不具備自主意識的成年人，她那位擁有完整民事權利的丈夫，可以替她簽下所有放棄治療的檔案。”
說到這裡，魏鵬的目光不由自主地看向了始終沉默的羅惠琳。
他咬了咬牙，把那不得不提的麻煩，也一併說了出來，“而且，對方本身就有一定社會地位，他聲稱已經正式聯絡律師，說如果我們堅持不放棄治療，或者繼續阻止他探視，那關於我們醫生動手打人這件事他不會善罷甘休，他手裡已經有備份好當時的傷情鑑定報告。”
羅惠琳毫無畏懼，語氣堅定：“我不怕他告，我也可以聯絡律師，是他先動的手。我只是比他快了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