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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冬前，我恢復了工作。
協會的調查證明我的專業能力不受病史影響，先前解約的客戶有兩位回來道歉。我沒有全部接納，只重新選擇尊重我的合作物件。
母親的舊宅沒有參加商業改造。
我賣掉了房子，將一部分錢捐給正規的法律援助機構，另一部分用來擴建工作室。
唐姨問我舍不捨得。
我說：“房子不是媽媽，留住每一塊磚也不能讓她回來。”
真正屬於我的東西，已經在那支錄音筆裡，也在我終於不再自責的人生裡。
搬工作室那天，顧淮安來了。
他沒有進門，只把一隻紙箱放在外面。
箱子裡是我小時候用過的夜燈、吃空的藥瓶、每一次治療結束後畫的小紅花，還有一本很厚的相簿。
最後一頁夾著我們原定婚禮的請柬。
新郎和新娘的名字已經被他用黑筆劃去。
請柬背面只有一句話：
“謝謝你讓我明白，救過一個人，不等於擁有她此後的人生。”
我合上相簿時，他仍站在走廊盡頭。
“晚晚。”
“還有事嗎？”
“沒有。”他笑得很勉強，“只是想再看你一眼。”
他曾在我最害怕的時候牽住我，也在我最信任他的時候鬆開了手。
我不否認前一種恩情，也不再用它抵銷後一種傷害。
“顧淮安，你救過我，是真的。”
他眼裡亮起一點光。
“可我不會回去，也是真的。”
那點光安靜地熄滅。
他點頭，轉身走進電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