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滿那天，星遙收到了一封來自北京的信。
不是快遞，不是電子郵件，而是一封手寫的信。信封是普通的牛皮紙信封，沒有多餘的花哨裝飾，只有正中間用鋼筆寫著“蘇州市xx鎮繡心居 星遙收”一行字，字跡端正而有力。郵戳顯示寄出地是北京海淀區，寄出時間是五天前。
星遙拿著那封信，翻來覆去看了幾遍，確認自己沒有看錯收件人，才用剪刀小心翼翼地裁開了封口。信封裡裝著一張摺疊整齊的信紙，同樣是普通的橫格紙，上面的字跡和信封上的一樣，端正有力，帶著一種知識分子特有的嚴謹和剋制。
信的開頭是這樣寫的：
“星遙女士你好。冒昧寫信，還請見諒。我是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的一名教授，姓周。近日在網路上看到了關與繡心居和補天繡的相關報道，深感興趣。經多方瞭解，得知你是補天繡的傳人，且正在從事古繡修復和傳承工作。我冒昧來信，是想邀請你來北京大學做一次學術交流，向我校師生介紹補天繡的歷史、技藝和理念。如蒙應允，不勝感激。”
信的末尾附上了周教授的聯絡電話和電子郵箱，措辭客氣而誠懇，沒有任何居高臨下的姿態。
星遙讀完信，沉默了很久。北京大學——那是她從來沒有想過會和自己產生交集的地方。她只是一個半路出家的繡娘，沒有正經的學歷背景，沒有學術著作，沒有職稱頭銜。她有的，只是一雙會繡花的手，和一顆想要傳承補天繡的心。她不知道，自己這樣的人，有沒有資格站在北京大學的講臺上。
她把信拿給母親看。顧安安戴上老花鏡，從頭到尾看了一遍，然後把信還給星遙，說了一句：“去吧。”
星遙愣了一下：“可是……我從來沒在大學講過課。我怕講不好。”
“誰天生就會講課？”顧安安摘下老花鏡，看著她，“你給學員們講了這麼多節課，哪一節講砸了？”
“那不一樣。學員們是自願來學的，對我有耐心。北大的學生不一樣，他們都是尖子生，萬一覺得我講的東西太淺顯——”
“那你講深一點不就行了？”顧安安打斷了她，“補天繡是你從小看到大的東西，你比任何人都瞭解它。你不需要擔心自己講得不夠好，你只需要把你知道的東西，如實講出來就行。”
星遙看著母親，沉默了片刻，然後點了點頭：“好，我去。”
她給周教授回了電話，雙方商定了交流的具體時間——六月下旬，期末考試結束後，學期正式放假前。周教授說，屆時會安排一場面向全校師生的公開講座，同時也會組織一場小範圍的 workshop，讓有興趣的同學近距離接觸和體驗補天繡的技藝。
掛了電話，星遙坐在桂花樹下，望著頭頂那片被涼棚的藍布濾過的柔和光線，心中湧起一種說不清的情緒。她想起一年前的自己，還是一個對未來毫無方向的人。而現在，她即將站在中國最高學府的講臺上，向那些年輕的學子們講述補天繡的故事。這一切來得太快，快得讓她有些恍惚。
接下來的一個月，星遙把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了講座的準備中。她整理了補天繡的歷史脈絡，梳理了外婆和母親的口述資料，挑選了適合展示的繡品圖片和實物，還專門繡了一幅新的作品——一幅以北大未名湖為題材的小品，準備在講座現場展示，作為補天繡與現代題材結合的案例。
顧安安沒有直接參與她的準備工作，但偶爾會給出一些建議。有一次，星遙在準備講座的PPT時，母親走過來看了一眼，說了一句：“圖片太多了，文字太少了。你要講的是故事，不是圖片展。”
星遙愣了一下，然後刪掉了一半的圖片，增加了更多的文字說明和背景介紹。
又有一次，星遙在練習講座的開場白時，母親在旁邊聽了一會兒，說了一句：“開頭太正式了，像是在做報告。放鬆一點，像是在和朋友聊天。”
星遙調整了語氣和措辭，讓開場白變得更加自然和親切。
她發現，母親雖然從來沒有在大學裡講過課，但她對“如何與人交流”這件事，有著一種天生的直覺和智慧。那種智慧，不是來自書本，而是來自幾十年與人打交道的經驗——和學員們打交道，和顧客們打交道，和街坊鄰居們打交道。她懂得如何用最樸素的語言，表達最深刻的道理。
六月中旬，星遙踏上了前往北京的列車。沈硯本來想陪她一起去，但單位臨時有任務走不開。臨行前，他把她送到火車站，在進站口站了很久，最後只說了一句：“加油。”
星遙點了點頭，轉身走進了車站。
北京比她想象中要大，也要熱。六月的北京，氣溫已經飆到了三十五六度，陽光毒辣辣地照在柏油路面上，泛起一層扭曲的熱浪。星遙拖著行李箱，從地鐵站出來，按照周教授發給她的路線指引，找到了北大校園附近的一家小旅館。周教授原本說要給她安排校內的招待所，但星遙婉拒了——她不想給主辦方添太多麻煩。
第二天下午，講座在北大考古文博學院的一間階梯教室裡舉行。星遙提前半小時到達會場，發現已經有不少學生在座位上等候了。她有些緊張，手心微微出汗，但她想起了母親說的話——“你只需要把你知道的東西，如實講出來就行。”她深吸了一口氣，走上講臺，連線好電腦，除錯好投影儀，然後站在講臺一側，等待著講座的開始。
周教授做了簡短的開場介紹後，把話筒交給了星遙。星遙站在講臺上，看著臺下那些年輕而專注的面孔，沉默了片刻，然後開口說了第一句話：
“大家好，我叫星遙。我是一個繡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