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頓爵士凌晨西點就醒了，他躺在床上，睜著眼睛看著天花板。
十三天裡，他見過偽滿的“官員”，參觀過日本人安排的“模範設施”，參加過精心準備的宴會。他也見過那些躲在窗簾後面偷看的眼神，見過那些遞紙條時發抖的手，見過那個叫大王莊的地方，見過被鐵絲捆在一起的屍體。
敲門聲響起。
“請進。”
進來的是他的隨員湯普森，年輕的外交官，眼睛裡還帶著血絲。“爵士，您一晚沒睡？”
“睡了，醒得早。”李頓轉身，“東西都準備好了？”
“準備好了。行李己經裝車，調查報告的初稿按照您的要求，封存在外交郵袋裡。”湯普森猶豫了一下，“麥考伊將軍請您過去一趟，說是有事商量。”
李頓點點頭，披上外套，走到隔壁房間。
麥考伊己經穿戴整齊，坐在窗邊的椅子上，手裡拿著一個信封。見李頓進來，他站起身，把信封遞過來：“爵士，有樣東西，您應該看看。”
李頓接過信封，抽出裡面的信紙。信不長，英文寫得有些生硬，但意思清楚，落款是一個代號，沒有名字。
他看完，抬起頭：“這是什麼時候送來的？”
“昨晚，透過旅館的一個侍應生。那侍應生己經被日本人帶走了。”麥考伊的聲音很平靜，但眼神里透著沉重，“信裡說的，和咱們在大王莊看到的，對得上。九一八那晚，張學良的確下了不抵抗的命令，東北軍一槍沒放，把東三省讓了出來。”
李頓沉默。
這半個月的調查，他越來越清楚一件事：東北的問題，不是簡單的“中日衝突”，而是一個複雜的、糾纏著歷史與現實的死結。日本人有錯，中國人也有錯；關東軍有罪，南京政府也有責。但那些死在打穀場上的人，那些被鐵絲捆著的孩子，他們沒有錯。
“這份東西，您打算怎麼處理？”麥考伊問。
李頓把信摺好，放回信封，遞還給麥考伊：“這是您收到的，您決定，我的報告裡，只會寫我親眼看見的。”
麥考伊接過信封，看著李頓：“爵士，您是個謹慎的人。這半個月，我一首在觀察您，您不多說話，不輕易表態，但您看的、記的，比我仔細。我想問您一句實話：您覺得，咱們這份報告，能改變什麼？”
“改變不了什麼。”李頓說，“至少改變不了眼前的事。日本人不會因為一份報告撤兵，中國人也不會因為一份報告立刻打回來。但報告會留下來，成為一份證據。將來有一天，當有人問起一九三二年在東北發生了什麼，他們可以翻出這份報告，看到真相。”
他麥考伊：“將軍，您參加過戰爭，見過死人。您應該明白，有些東西，比勝負更重要。”
麥考伊沉默了一會兒，點點頭：“我明白。”
上午七點，旅館餐廳。
松岡坐在另一張桌子上，保持著得體的微笑。他身邊站著兩個穿西裝的日本人，是外務省的官員，也是這次陪同的“嚮導”。
李頓吃著吐司，動作很慢。他在想一件事：昨天晚上，那個送信的侍應生，現在在哪裡？日本憲兵隊的地下室裡？還是己經被“處理”了？
他放下吐司，拿起餐巾擦了擦嘴，走到松岡面前：“松岡先生，我有一個請求。”
松岡連忙站起來：“爵士請講。”
“我想在離開前，再見一個人。”
松岡的笑容頓了頓：“誰？”
“執政府裡的一位老先生。姓胡，具體職務我不清楚，但前幾天宴會上見過一面，聊了幾句，很有學識。我想和他道個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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