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凡研究歷史的評論者，在提及明朝言官時，往往會不自覺地將其樹立為正義的使者、道德的化身。細究其中緣由，或許是因為這些評論者多為文人，而明朝的言官群體，也基本由文人構成。“兔死狐悲，同類相憐”，出於這種天然的親近感，他們在筆下難免會對言官留情，甚至有意拔高其形象，著力粉飾其行為。可若撥開歷史的迷霧，深入剖析明朝言官的真實面貌，我們便不得不換一個視角，去審視這個被賦予了太多歷史色彩，卻也暗藏諸多陰暗面的群體。
明朝言官的陰暗面，或者說他們犯下的罪過，若用四個字來高度概括，便是 “濫”“貪”“兇”“狠”。而在大明曆代皇帝中，深受這 “四宗罪” 之害最深的，莫過於萬曆皇帝。雖說明朝在名義上亡於崇禎一朝，但實際上，早在萬曆年間，大明王朝就已病入膏肓，走向衰敗的命運早已註定。而明朝這股死亡氣息的不斷加重，言官群體可謂 “功不可沒”。
在有明一朝，言官的權力範圍之廣，遠超後世想象。他們可以糾彈、批判、攻擊的物件，上至天子皇帝，中至文武群臣，下至黎民百姓，幾乎涵蓋了社會的各個階層。而他們可以發表言論的話題，更是寬泛到了極致。上至軍國大事的優劣得失，下至日常衣食住行中的雞毛蒜皮；無論是明面上的言談舉止，還是暗地裡的閨閣秘事，都能被他們堂而皇之地當作彈劾的把柄。即便有些事從未發生過，他們也能依照 “風聞奏事” 的邏輯，進行無中生有的推理演繹，肆意揣測。總而言之，只要言官有想法、有 “創意”，就沒有什麼是不能說、不能罵的。這種毫無邊界的彈劾與批評，最終導致了言論氾濫成災，也讓整個朝堂陷入了無休止的爭論與內耗之中。
大理寺左評事雒於仁，單從 “評事” 這一官職名稱，就能看出他是正兒八經的言官。他曾給萬曆皇帝上了一道《酒色財氣四箴疏》，奏疏中的措辭之激烈、態度之嚴厲，堪稱古今罕見。幾乎就是指著萬曆皇帝的鼻子破口大罵。在雒於仁的筆下，萬曆皇帝被描繪成了一個好色無度、貪婪無比、殘暴不仁、昏聵無能到極點的君主，簡直就是五毒俱全、毫無善處的人間敗類、衣冠禽獸。
倘若放在今天，有人遭受如此惡毒的攻擊、謾罵乃至人格侮辱，脾氣暴躁者很可能當場爆發，大打出手；即便是冷靜、理性之人，也會拿起法律武器，維護自己的名譽與尊嚴。可萬曆皇帝身為一國之君，手握天下最高權力，面對這樣的羞辱，卻只能忍氣吞聲。他實在氣不過時，也僅僅是將雒於仁革職為民，便再無進一步的懲處。
為何萬曆皇帝會如此 “寬容”？並非他脾氣好，而是在整個明朝，除了開國皇帝朱元璋敢對言官下狠手，永樂皇帝朱棣敢將頂撞自己的方孝孺株連九族之外，後續的歷任皇帝，幾乎沒有誰敢因為言論問題而殺戮官員。“殺戮言官”，是明朝皇帝最不願意揹負的罪名，因為這會被視為 “昏君” 的標誌，遭到後世的唾罵。也正是這種對言官的過度 “保護”，成為了明朝言官彈劾氾濫成災的根本原因。他們深知，即便自己言辭過激，甚至造謠中傷，最壞的結果也不過是革職為民，無需付出生命代價，如此一來，便愈發肆無忌憚。
言官們往往以朝廷 “清流” 自居，自認為是聖訓國法、綱常倫理、道德公義的唯一掌握者。所以他們在發表言論時，總是理直氣壯，擺出一副公道正派、大義凜然的姿態，彷彿自己所說的每一句話，都是絕對的真理。可若是仔細研究明朝歷史上的一些彈劾案例，我們便會發現，並非所有言官的彈劾，都是出於國家和民族的利益，出於公理與道德的考量。
有些言官，或許不貪財色，不謀富貴，但他們卻極度貪戀名氣、名聲、名望。在他們眼中，“名” 與 “利” 是對等的，“名” 雖然是無形的資產，卻是另一種意義上的巨大利益。這種對 “名” 的刻意追求、肆意追逐，其本質與貪財貪色並無二致，都是一種貪婪。
為了求名、出名，言官們可謂無所不用其極。吹毛求疵、捕風捉影，對他們而言不過是小兒科；他們公認且一貫奉行的風格是：事有唯恐不駭人聽聞，立論唯恐不偏執極端，言辭唯恐不誇張激烈。他們真正關心的，從來不是自己的彈劾會不會有利於國計民生，自己的糾察能不能幫助延續國運、匡扶正義。他們追求的，只是 “一罵成名天下知” 的效果。最好能因為 “罵” 而身死，這樣便能萬古流芳，成就保質期更長、收益期更久的 “美名”。
更有甚者，一些言官的動機極為陰暗。他們將 “罵” 這種輿論監督手段，當作了政治鬥爭、勢力博弈的武器。透過對朝臣、甚至皇帝進行無限制的攻擊，來提高整個言官群體的政治分量和社會影響力，進而維護並擴張自身群體的勢力。若是以對 “名氣” 這種無形資產的貪婪程度作為評判 “貪官” 的指標，那麼明朝的言官群體中，恐怕有不少人都要名列 “貪官榜” 之上。
言官們都是文官，按照常理，文人本該文質彬彬、斯文儒雅，可明朝言官的 “兇”，卻徹底顛覆了人們對文人的人格設定。對於當權者，他們要罵；當權者失勢下野之後，他們還要罵；即便對方已經死去，他們依然不依不饒，繼續罵。他們所追求的效果，就是將對方罵倒、罵死、罵臭，讓對方身敗名裂，甚至死無葬身之地、遺臭萬年。
除了雒於仁，明朝歷史上還有無數言官，前赴後繼、絡繹不絕地對萬曆皇帝展開了無理由、無底線的攻擊。這種攻擊，如同蒼蠅亂舞般煩人，又如群狼撕咬般兇狠。面對言官們的狂轟濫炸，萬曆皇帝嘗試過廷杖、下詔獄、革職等手段，卻都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問題。萬般無奈之下，他只能選擇沉默、逃避。一個原本雄心勃勃、想要有所作為的皇帝，最終在言官的 “圍殲” 之下，變成了一個不郊、不廟、不朝、不見、不批、不講的 “六不皇帝”，開啟了長達三十年的怠政生涯。
一個皇帝三十年不問政事，朝堂之上官員任免混亂，國家機器運轉失靈，民生疾苦無人問津，邊防軍備日漸廢弛 如此一來，人們得出 “明實亡於萬曆” 的結論，也就不足為奇了。言官們罵倒了積極做事的大臣，罵得想要延續國祚的皇帝裝聾作啞、龜縮不出，罵得整個明王朝根脈盡斷、生機全無。朱元璋當年浴血奮戰打下的江山，又經過數代君主苦心營造的大明基業，在言官們的 “罵聲” 中，一步步走向了崩塌的邊緣，焉有不亡的道理？
即便到了清軍入關，南明小朝廷偏安一隅之時，局勢也並非毫無轉機。當時的南明，至少還佔據著半壁江山，手中握有幾十萬軍隊，並非到了苟延殘喘的地步。面對同樣只有幾十萬軍隊的清朝，南明若是能夠上下一心，還是有一定翻盤可能的。
可就在這生死存亡的關頭，最需要文武百官同心同德、萬眾一心維繫朝廷運作、養精蓄銳以備反攻的時候，那幫言官們卻彷彿唯恐明朝不亡一般，依然扛著 “朝綱”“道德” 的大旗，如同握著殺人的刀劍，在朝堂內部到處 “殺伐” 不已。他們 “殺伐” 的物件，從來不是來勢洶洶的清軍，而是自己人。他們在朝廷內部拉幫結派，搞政治鬥爭，製造分裂，挑起內訌，將原本就脆弱不堪的南明政權，攪得更加混亂。
古人常說 “舌下有龍泉，殺人不見血”，這句話用在明朝言官身上，可謂恰如其分。言官們憑藉著三寸不爛之舌，攪得明朝皇帝當不好君主，大臣幹不了實事，百姓過不上安穩日子，最終導致了大明王朝的敗亡滅國。可即便如此，人們卻很難去追究言官們的罪責。因為語言是無形的，而且他們每一條致人死地的言論，都包裹著 “大義凜然”“道德高尚” 的外衣，有著看似不可辯駁的道德支撐。
等到明朝徹底滅亡，所有復興的希望火種都被言官們的唾沫星子澆滅之後，那些曾經自認為道德高尚、公理化身、正人君子的言官們，又都去了哪裡呢？歷史的真相或許並不光彩。估計其中有不少人，迅速選擇了 “順天應命”，以 “識時務為俊傑” 為由，轉身投靠了清朝，成為了新朝的臣子。他們曾經標榜的氣節、風骨，在權力與利益面前，轉變之快、反差之大，恐怕連他們自己都難以自圓其說。
而到了清朝之後，明朝言官群體那種因 “諫” 而活、除死方休的 “狠勁”，也就從此斷了 “法脈”。並非他們突然變得溫順了，而是因為他們面對的新主子。清朝的皇帝們，脾氣可不像明朝皇帝那般 “好欺負”。在清朝，言官若是敢隨意謾罵皇帝、彈劾朝臣，等待他們的，只有死路一條。
其實仔細想想，世間之事往往如此：那些難纏的人，欺負的多半是脾氣好、性格軟弱的物件；一旦遇上了比自己更狠、更強勢的角色，他們便會立刻收斂鋒芒，變成乖巧柔順的 “可愛寶寶”。明朝言官的囂張與清朝言官的溫順，不過是權力博弈下的必然結果，卻也從側面印證了明朝言官群體的虛偽與不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