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庭的木地板還溼著，血跡沒幹透，像一條斷了的紅繩，從被告席一首拖到證人席腳下。顧臨淵沒穿囚服，只套了件洗得發灰的夾克，袖口磨出毛邊，左手無名指還纏著半截膠布。他站在被告席前，沒戴手銬，也沒人攔他。法官沒喊停，法警沒動，連旁聽席的記者都忘了按快門。
他伸手，從證物袋裡取出一把不鏽鋼餐刀，刀刃鈍了，邊緣有三道細小的豁口。他沒看任何人，低頭，把刀尖抵在自己左頸動脈位置，輕輕一壓。
“他從窗臺跳進來，”顧臨淵說，“窗臺離地一點七米，鞋印是三十七碼，左腳內側有磨損，說明他右腿有舊傷，落地時重心偏了。”
他抬腳，踩在血跡邊緣，右腳微微內扣，像踩著一塊看不見的臺階。然後猛地前撲，身體前傾，手臂從後繞過——動作快得像一道影子掠過空氣。
“勒頸，不是從正面，是反手。拇指壓住舌骨，食指卡住頸動脈，”他聲音平得像在唸菜譜，“七次刺擊，三次在胸骨左側，兩次在肋間，兩次在鎖骨下方。刀刃角度是十五度，不是為了殺人，是為了讓血噴出來，噴在牆上，形成扇形。”
他手腕一抖，餐刀劃過空氣，帶起一縷風。血漿從他袖口濺出，不是模擬，是真血——他早就在袖子裡藏了小袋羊血，此刻被刀尖挑破，噴在被告席的木板上，濺出七點不規則的紅斑，和牆上當年的痕跡一模一樣。
旁聽席有人捂住了嘴。法警終於衝上來，兩個壯漢一左一右架住他胳膊，他沒掙扎，只是盯著法官席。
“你們查過第三具屍體的舌骨嗎？”他問。
沒人答。法官喉結動了動，手裡的法槌懸在半空，沒落下去。
“第三具，”顧臨淵又說，“舌骨左側有微小骨折，不是死後造成的，是生前被按壓。兇手用的是左手，但他是右撇子。他故意用左手，是為了讓你們以為兇手是左利手。”
他被拖走時，鞋底在血跡上蹭了一下，留下半枚模糊的印子。沒人注意，那印子的紋路，和三年前“紅燈籠案”第一具屍體鞋印的磨損方向，完全一致。
沈昭站在證物室門口，手裡攥著剛簽完的押解單。他沒跟上去，只是看著顧臨淵被押進警車，車門關上時，玻璃上凝了一層薄霧，他用指節擦了一下，霧氣散開，露出顧臨淵的側臉——眼睛沒閉，盯著前方，像在等什麼。
他轉身回警局，去取證物袋。法醫室的門沒鎖，燈還亮著。他拉開抽屜，手指在證物袋裡翻，塑膠袋裡有那把餐刀、幾片布料、一張現場照片。他本該只拿走這些，可他的指尖碰到了袋角一張摺疊的紙。
他沒想看。可紙角露出來一點，泛黃，邊角捲了，像被反覆摩挲過。
他抽出來。
照片上是個穿警服的男人，站在警局門口，手裡舉著一盞紅燈籠，笑得有點傻。沈昭認得那件制服，那是他父親，沈國棟，十年前“紅燈籠案”第一任專案組組長。
照片背面，用鉛筆寫的字，筆跡很輕，像怕被人看見：
“顧臨淵是對的。”
沈昭的手指僵了。他沒動，沒呼吸，也沒把照片放回去。他聽見自己心跳，像隔著一層棉絮在敲。他把照片塞進內袋，貼著胸口，然後把證物袋重新封好，簽上自己的名字。
他走出證物室，走廊燈管嗡嗡響，牆角的垃圾桶裡，半瓶礦泉水還剩三分之一，瓶蓋沒擰緊，水慢慢滲出來，在地上積成一小灘，映著頂燈，像塊碎鏡子。
他沒擦。
他走到審訊室門口，推門，顧臨淵己經坐好了，手銬鬆鬆地掛在桌上，沒鎖。他沒看沈昭，只是盯著牆上的時鐘，秒針走得很慢。
“你父親，”顧臨淵開口，“死前最後一句話，是‘別信周梟’。”
沈昭沒接話。他拉開椅子坐下，把審訊記錄本攤開，筆尖懸在紙上，沒落。
“你為什麼現在才說？”他問。
“因為你們還沒找到第三具屍體的舌骨。”顧臨淵說，“你們連屍檢報告都不敢碰。”
沈昭的筆尖終於落了下去，寫下一個字：查。
他沒寫“你瘋了”，也沒寫“你胡說”。他寫的是“查”。
